在交易快要结束时——或者说协议快要敲定了——有大量文件需要签字，而且签字方又有很多，包括公证处。我给每个签字方安排了他们各自的颜色——绿的、黄的、橘的、蓝的——因为我考虑很周密，所以我保证了用同一种方式为所有的文件做上标签，这样大家走进房间时能看到一排彩虹一样的标签。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很快这里就会进来大概10人，每个人代表着这几百万美元的交易，他们也想快点结束这个签字仪式。每个签字方都安排了一种颜色——比如美国大通曼哈顿银行是绿色——这样他们可以迅速翻到那个颜色的签字页，签完字，就可以去吃牛排喝香槟庆祝了。
随着交易最后一天签字仪式的接近，办公室开始有点混乱了。文件被不断地换出，签字页也在换，我是唯一一个监控着这一切的人。我当时每天晚上都熬夜，狼吞虎咽地吃些办公室免费的饺子。唯一一个好处就是我上班可以偶尔迟到，而有一天早上我在特里贝克区[12]的一家咖啡馆喝咖啡时，小约翰·F.肯尼迪（John F.Kennedy Jr.）[13]向我借报纸。那是我一生中喝过最棒的一次咖啡了。
一个真正的领导会懂得委托他人并寻求帮助，但很少有22岁的年轻人是真正的领导。我当时并不想和别人分享功劳，我觉得既然我都已经做了这么多工作，走到了这一步，只需要打起精神来，一鼓作气完成了就好。
结果到了签字仪式的当天，我就尝到了恶果。当代表着几千万美元的签字方都聚在一起准备签字时，公证人和一名初级合伙人意识到有问题：我没有和代理人反复确认文件的页边距要求（文件的页边距在有些州很重要）。涉及华盛顿州的文件页边距弄错了，基本上是没用了，不能在上面签字。
当客户花很多钱让你在他的某个交易中做法务代理，而就在原本要完成交易的当天，签约仪式的某些地方却出了大洋相——这可没法激发信心。我的直接上司戴维·霍尔走过来，非常谨慎地跟我说：“门迪（这是我的中间名），你现在是唯一知道这里到底发生什么事的人，事关重大，我要被你吓死了。”
我悄悄地收走所有弄错了的文件，以全面进入危机状态拿回“律助间”。我们必须迅速替换原来的文件，重新做标签，重新排版。这听起来极其戏剧化，也确实是，我当时简直要疯了。
其他律师助理也迅速行动起来，每个人拿一套文件开始忙起来。文件满屋飞。我觉得我们应该是在半个小时内就解决了所有的问题，而会议室没有其他人——除了公证人和戴维·霍尔外——知道差点要发生一场灾难。即便在之前就已经很明显了，但我直到那一刻才意识到，所谓的“超级律助”其实就是一个自以为是的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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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之后我才稍微明白我如何能真正地成为一名领导。后来我终于在政界找到了一份工作，供职于参议员约翰·克里，一直努力工作，晋升为克里2004年总统竞选团队负责日程安排的副主任。这就意味着我每天走进办公室，坐在办公桌前，就要开始和所有在外奔走的先遣执行团队通话，和我的上司及高级竞选班子一起规划行程。
在一场竞选中，没有什么比候选人的时间更重要，而当你成为日程安排和执行团队中的一员时，这就是你必须要掌控好的东西。结果往往会收到各州政府办公室发来的怒气冲冲的邮件，控诉你因为太蠢，根本不知道你在干什么，毁掉了他们赢得初选或者党团会议[14]的机会。比如说，在奥巴马竞选期间，南卡罗来纳州政府办公室就曾给我们团队的一个高级顾问打电话，抱怨我没有给他们安排他们想要的；然后这位顾问就把他们的评论转述给我，并说：“你得注意点，免得大家觉得你很讨厌。”
你意识到所有人都有自己优先考虑的事——他们以自己的选区为主。作为领导，往往并不是喊宏大的口号，发号施令；而是平衡所有这些需要优先考虑的事情和各个选区的需求。财务小组需要时间来筹资；政治小组需要为他们的政治家安排见面会；新闻工作组需要安排采访时间，确保当天最好的活动能在当地新闻上直播。（虽然这在2016年没有2004年重要，不过有些时候保证候选人曝光率还是好一点。）候选人需要时间睡觉，这样才能保证他们不会因为过于疲惫而说些愚蠢的话。而我是协调所有这些问题的仲裁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