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戴上腕带准备去格兰特公园，走进好利汉餐厅（Houlihan’s），喝点灰皮诺葡萄酒，吃点布法罗鸡肉，热热身。我们刚吃了几口鸡肉，新墨西哥州的选票就开始宣布了，然后我记得是俄亥俄州。突然，大家彼此对视，说了句：“天哪！”
我们赶紧结账，跑到凯悦酒店（Hyatt），要到了最后几辆电轨车，开往格兰特公园。沿湖快车道很安静，但随着我们越来越靠近，就听见大家在欢呼庆祝。我们的电轨车驶入VIP入口之后，我们跳下了车，赶紧跑。年迈友好的沃尔夫·布里策（Wolf Blitzer）正说着：“CNN现在可以预测贝拉克·奥巴马将成为第四十四任美国总统。”我们恰好及时赶到，看到这样的反应。
这一场景感觉不太真实。杰西·杰克逊牧师（Reverend Jesse Jackson）正试图举起奥普拉，要么是让她可以看得更清楚，要么是帮她跨过栅栏。布拉德·皮特（Brad Pitt）就站在我们旁边，激动地哭了。
我在那儿待了一小会儿庆祝了一下，但回到家恐怕得到半夜了。我只好收拾一下，离开聚会，为第二天做准备。
为了竞选工作，我已经搬到了芝加哥，住在芝加哥河北岸，离格兰特公园不远的一个社区。我刚搬到那里时，周边很安静——静得不太真实。我准备上床睡觉时感觉很疯狂——很兴奋又热泪盈眶，很疲惫但又有种奇怪的感觉。外面还很暖和，于是我把窗户都打开了。我刚把闹钟设到早上5点30，就听到外面街上一些小孩在喊着：“是的，我们可以！”[19]
* * *
我从奥巴马那儿学到了很多关于领导力的事。（很显然）作为上司，他并不会让你觉得你需要证明自己；也就没有外部的压力让你拖延或者走捷径。他从不大呼小叫，或贬低任何人——即便你让他失望了，只要你提前认错，他也就不计前嫌了。他真的把我们当成年人对待，让我们自己吸取教训。
作为总统，如果情况需要，他也能变得更强势。2009年12月，我们去哥本哈根参加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在临近大会的前几天和几周内，我们并不知道美国总统也需要在场；谈判进程很慢，而且也不清楚谈判员们是否已经准备好让国家首脑参与到谈判中来。
大会前一周左右，我们决定去一趟，但行程安排得非常“疯狂”：总统先生要在早上7点下飞机，立刻赶去会议中心，谈判一结束就离开，也不在那里过夜。因为大会召开时间离圣诞节很近，我们可不想万一天气不好被困在丹麦回不去。等我们到了会议中心，气氛已经不对了——混乱、紧张。第一个原因是，这个会议中心同时还在举办哥本哈根国际时尚展会，美国代表团所在的等候室，我只能描述说是和一个被废弃的牛仔服饰店差不多：有一群***人体模型。第二个原因是谈判进展得不顺利。
但大家表现得都很奇怪。总统先生提出要与中国的温总理、巴西总统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Luiz Inácio Lula da Silva）、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Manmohan Singh）以及南非总统雅各布·祖玛（Jacob Zuma）会晤。结果到下午，我们陆续听到消息说印度代表团走了——去机场了之类的。整件事情很可能会进展不下去。巴西代表说他们也不知道巴西总统在印度代表团不在场的情况下和美国总统会晤是否合适；南非代表团说如果其他人不去，祖玛总统也不参加了。没有人知道他们的领导在哪里——除了印度总理辛格，显然，他已经回国了。
但这还没结束。随着谈判越来越久，我和代表团其他的成员坐在那个“牛仔服饰店”，开始收到消息说华盛顿天气不好。华盛顿暴雪将至，如果我们不快点离开——像军事助理建议马上就走——安德鲁斯空军基地（Andrews Air Force Base）会在我们降落前关闭。军事助理开始催促我把总统先生从会议中拉出来，这样才能在暴雪前赶回去。
虽然几乎所有人都不赞同我，但我还是让他们等待一下。（周围没什么吃的，不过国家安全顾问琼斯将军最后拿着酒出现了。）局势一直十分紧张——而且事关重大——所以我知道我们必须给总统先生足够的时间。
那场会议持续了大约一个半小时，然后我们赶紧离开哥本哈根，再晚两分半钟，我们就要因为天气问题滞留了。虽然那是我们坐空军一号以来经历过的最困难的一次降落，但奥巴马总统通过那次会议达成了一个协议。坚持能让人走得远，但领袖还需要鼓励和支持这种前进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