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俄国士兵看见躲在厨房里的女主人和十五六岁的女儿，突然来了兴致，下意识地提了一下裤子。那个中国男人吓坏了，挡在厨房门口，被俄国士兵揪住领子扔到了一边。俄国同行开始脱衣服。我和意大利士兵晾在天井里，不知道该上去把他揪回来，还是转身就走装看不见。身后响起了短笛声。那个中国男人从地上爬起来，回房间里拿出了短笛，他吹奏的是俄国的国歌。那两个俄国士兵突然站直了，安静地听完了整首曲子。然后他们俩从口袋里掏出瓜分的珠宝，出门到了街上。我和意大利士兵也物归原主。
必须承认，这是我在这场浩劫中看见的唯一动人的人性之光。我也是罪恶的参与者。正因为如此，我才更加痛恨自己。我们以文明之名，我们以正义之名，我们以尊严之名，我们以救援之名，又做了一回屠杀者和强盗。四十年前，伟大的作家雨果曾批评过劫掠圆明园的英法联军：“一天，两个强盗闯进了圆明园。胜者之一装满了腰包，另一个装满了他的箱子：他们臂挽着臂欢笑着回到了欧洲……我们欧洲人是文明人，我们认为中国人是野蛮人。而这就是文明对野蛮的所作所为……历史记下了一次抢掠和两个盗贼。”现在，历史又记下了一次抢掠：这一次，盗贼不是少了，而是更多了；不是两个，而是八个。连仁慈的传教士和优雅的外交官夫人都抢红了眼，他们成车成车地搜罗和运送中国的奇珍异宝。
战争还在进行，屠杀和抢劫还在进行。我们的目标不仅是北京，还有直隶、陕西，还有整个中国。到处都在死人，到处都是死尸，狐狸在白天出没，狼群和野狗四处游荡，已经不满足于只吃死人了。亲爱的迪马克先生和夫人，当我念及这累累罪孽，我真替费德尔庆幸；生命并非越长越好，跟双手沾满鲜血相比，我更希望我的好兄弟能够干净坦荡地升入天国。而我永远做不到了。费德尔以马可·波罗为人生典范，所以来了中国；我将背负凶手和强盗的耻辱离开这片土地。
远征军的队伍开进了保定，我回到大沽的舰船上。受伤只是借口，我希望能尽快回到英国，多一天都不想待下去，海风刮来遥远的血腥味。战争永不会停止。
尊敬的迪马克先生和夫人，祝你们平安健康。亲爱的兄弟费德尔，不管你在哪里，生死有命，愿你美好。大卫·布朗永远拥抱着你们！
读完大卫的信，我把它撕成碎片，飘撒到水面上。费德尔已经是一个新的费德尔，大卫也是一个新大卫了。如玉说，他其实是写给你看的。我点点头。我把如玉揽进怀里，是你救了我。
马可·波罗的父亲尼科洛和叔叔马费奥，在察合台汗国最好的城市布哈拉城做了三年生意。布哈拉最好的瓷器来自中国，最好的丝绸来自中国，还有一些精美贵重的黄金制品也来自中国。布哈拉人评论女人时，往往会说，她像中国女人一样美；谈到中国的工匠时会说，他们有两只眼，而法兰克人只有一只眼。
语言是深入一种异质生活和文化的最重要的路径。
马可·波罗是忽必烈汗貂皮帐篷里的常客。他给大汗讲巴勒斯坦、帕米尔，讲沙漠，在那里马匹会陷入沙子里，还讲山中的隐士。马可·波罗在忽必烈汗身边时，人们从马达加斯加给大汗带来了上好的礼物：象牙和从鲸鱼内脏中提取的龙涎香；最贵重的东西是一种鸟的羽毛，这种鸟在阿拉伯传说中被称为命运之鸟，羽毛有九十寸长。
儿子小时候经常半夜咳嗽，每一声都咳得我心颤。我抓着儿子的小手，另一只必须抓住如玉的手。我以为如玉更坚强，如玉说，你不在家，我时刻担心儿子下一声就把天咳塌了。
马可·波罗在中国大地上游历了六个月，凡事他都记得，回来全讲给忽必烈汗听。大汗既吃惊又好笑，他称马可·波罗为智者，开始派遣他去不同的国家。
马可·波罗来到匝儿丹丹国，那里的人镶着满口金牙。妻子分娩的时候，丈夫也躺到床上，他喊叫的声音比女人还大。妻子分娩后，他自己还躺在那里，接受别人的祝贺，他装出十分疲惫的样子，以此证明孩子是他自己的。这里没有文字，他们的货币是金子，零钱是贝壳；这里用小木棍计数。
儿子十五岁那年，带他去北京城。鬼使神差就到了台基厂，洋人把这条胡同叫马可·波罗路。意大利使馆在这里，旁边是英国使馆。听说使馆主楼前有两尊铜狮子。不让进。一个意大利绅士正进使馆区，我避开儿子，用意大利语小声对他说，我们是同胞。那位同胞穿白西装戴白手套，瞥我一眼，用流利的汉语回答我，一个中国人，谁跟你同胞，神经病！转身进了使馆区。一队巡逻士兵走过来，他叫住他们，用英语叮嘱，小心防范，别让闲杂人等混进了咱们的地盘。他指着我，那个中国人就很危险，竟然会说意大利语，虽然说得不太好。我也听出来自己说得生硬磕巴，十几年没说过意大利语了。我带儿子离开。儿子问，那人说了啥？我说不知道，听不懂鸟语。我又问儿子，你看爹像中国人吗？儿子说，爹，你有点像外国人。我就乐了，老子终于是正儿八经的中国人了。儿子，爹带伤去吃驴打滚，吃完了咱就回家，你娘该等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