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我这个瘸子，还有没有希望成为马克·波罗，或者我就待在这里，就已经是马克·波罗了？
一月份听说他们开始在山海关跟中国军队打，四月份就在家门口听到了炮击声。他们隔着运河炮轰了通县县城。这帮小日本，动作够快的，他们有备而来。早在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传来，我就知道会有这一天。大卫说，战争永不会停止。大卫说的没错。我和如玉生活的这片土地上，战争就没有消停过，别人不打我们，我们就自己打自己；哪一阵子没看见战争，仅仅是因为枪炮在我们身后运行，刺刀正等待磨砺，子弹已悄然上膛。我跟如玉说，没事别出门，尤其是孩子，把孙子孙女看好。女人对战争经常没概念，她说打打杀杀跟咱们平头百姓有什么关系？我说，战争中没有平头百姓，人只分两种：活的和死的。
我们都老了。很多年里我们躲过了无数次战争。我们缩在家里，看着战争穿过运河，从蛮子营的村口走，从我们家门口经过——在房东大嫂家租住了五年，我们终于建起了自己的房屋和院落。战争我一眼都不想多看。但这次不同，我一点躲掉的信心都没有。三十三年前我就知道日本兵是怎么一回事。联军里，没有哪个国家的军人敢说自己比日军更守纪律，比日军更吃苦耐劳，比日军更有执行力和战斗力；可能也没有哪个国家的军人敢说自己比日军更残暴、更贪婪、更具有破坏力。他们既然来了，就一定带着必死和必胜的决心。这民族像一根弹簧，要么温文谦恭，要拉就一下子扯到头，不给你活路也不给自己退路。
到五月份，一大早就有整齐的脚步声经过东岳庙。我还赖在床上。年纪大了觉少，天不亮就醒，醒了总要磨蹭一会儿再起，为的是看一看小孙女。小丫头跟着我们老两口睡。
儿子娶了媳妇就单住了，其实就是一墙之隔。他们都觉得不必分家，我坚决要分，各过各的轻省。分家时我都没意识到，这其实是我身体里的意大利在作祟。这些年我已经充分地把自己中国化了：中国男人留辫子，我也留辫子；中国男人剪辫子，我也剪辫子；中国男人穿大裆裤、扎绑腿、穿布鞋，我也穿大裆裤、扎绑腿、穿布鞋；中国男人抽旱烟袋我也抽旱烟袋；我的筷子用得不比任何一个中国人差，吃鱼吐刺的功夫堪称一流；早就想不起来香槟、红酒、威士忌、啤酒是什么味儿了，我喝烧酒，吱儿一杯，吱儿又一杯。我的话依然少，年龄越大嗓子越哑，别人继续叫我哑巴，但我会说几乎所有的中国话，只是写还有大问题。不过无妨，蛮子营里这个年纪的男人，基本上都不识字。有一天如玉跟我说，老头子，你的鼻子怎么矮下去了？我照了镜子，果然没有年轻时高。皮肤也成了古铜色，扒开皱纹，褶子里都是黑的。如玉走到镜子前，她还是那么白，比我更像一个白人。
两个人同时出现在一面镜子前，上一次可能是在二十多年前，那时候如玉还为我们两个五官的差异焦虑。现在，我们俩惊奇地发现，镜子里的两个人如同兄妹。我们的差异在无限地缩小，我们的面孔和表情在朝着同一个标准生长。中国人常说，多年的朋友成手足，多年的夫妻成兄妹。我总以为是指夫妻一起生活久了，产生了血缘一般不能分割的关系，原来还别有一层意指，即长相也在趋同，如兄妹对长
辈相貌的遗传。我和如玉抱在一起大笑。我说老婆子，你再也不必担心我是个洋鬼子了。如玉亲了我一下。
如果说这些年我对如玉有所改造，那就是成功地让一个中国女人习惯了在日常生活中亲吻和拥抱。如玉说，中国夫妻除了在床上会有身体接触，下了床相互碰一下指头都是新鲜事；就算在床上，也只是在“干见不得人的事”时肌肤相亲，干完了，蜷进自己的被筒里，各睡各的；若是老得干不了“见不得人的事”，后半辈子就成了同性人，跟磁铁一样，同极相斥，再无肢体上的交流。
那天早上我醒了没起，支着上半身看小孙女。小丫头一到晚上就跑过来，爬到我们床上，睡在我和如玉中间。一直想要个孙女。前头有了两个孙子，儿媳妇又怀上了，一家人都希望是个女孩。想啥来啥，如玉和我开心坏了，恨不得每天把丫头揣兜里随身带着。丫头和我们也亲。隔代遗传，丫头长得像我。人都说骆驼客的血统又回来了，哑巴好人有好报。我儿子长得像如玉。幸亏儿子像娘，要不那时候还真说不清。那天早上我醒了，和如玉一起看着孙女，听见整齐的脚步声往东岳庙方向去。我说坏了，一定是日本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