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二——一九五○年 黑暗的年代及以后(5)

    自然，这个问题在于较老的男人们那时可能作的是什么，特别是象他这么一个“啥都不会做，只会使用语言的男人”能作些什么。他所发现的这个答案必须处理两个根本的变化，这些变化都在他原先预料之中或者原先就希望出现的，其中的一个变化是熟悉的，另一个变化则令人吃惊，这两者，他都在给马尔科姆·弗兰克林的几封信里讲得详详细细。马尔科姆已经成了他“亲爱的儿子”。“我们总是在和许多旧的错误与可惋惜的事作斗争，它们既是我们每一代人继承下来，也是产生出来的。我们将赢得这个胜利，之后我们必须，我们必须打扫干净这个世界，以便使人们又可以在其中和平地生活。我相信我们会赢得胜利的。”假若这是对的，他所预期的第一个变化似乎是明显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希望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类型；那么第二个变化就几乎是幻想的了。已经变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假定会形成的情况，即到达和平的序幕，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必然会预示一个种族公正的新世纪。他写道：“一个中队的黑人飞行员曾经终于说服了国会，让他们以自己的生命去报效他们的国家。当他们在盘特雷利亚岛①那样做的时候，一群白人暴徒和一些白人警察却在底特律杀死了二十名黑人。假若你和我及我们中的其他几个人住在刚果，那儿七十五年前就以一个敕令获得了自由；我们自然不能和黑人们住在同一个公寓小屋里，也不能经常乘坐同一辆汽车，不能在同一个饭店里就餐，但我们是自由的，因为伟大的黑人神父是那么说的。”随后有了一个战争，“至少我们可以说服伟大的黑人神父让我们也参加战斗，”不料得到消息说，我们在战斗的时候，我们的人民有二十个“被平民和警察的混合暴徒所杀害了??你将会作何感想？”“这次战争的结果将产生一个变化，”他接着说。“如若不发生变化，政治家们和管理这个国家的人们不被迫讲出漂亮的政治术语；即口若悬河他讲些什么自由、自由权、人权，那么你们生活在这个时代的年轻人，将会蹉跎掉你们的宝贵时光，那些不能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们也是白死了。”

    虽然福克纳知道，他不得不等到这次战争结束，然而他无意等到可能发生的变化结束之时。在战后时期，他写信给马尔科姆说，“我可以作的单单是使用语言，我的任务将是重新整顿世界，以便全人类可以在和平中生活。”他早先就写过，“较老的人们的时代将要到来，我们这些人象我一样，对国事的发言是清楚的，我们太老了不能当兵了，但是还没有老到我们也变成了另一批老朽不堪的老人，在此时刻眼睁睁看着退后到过去的二十五年或五十年的时代去。”

    福克纳关于作为临时性的战争观点和他作为个人分水岭的关于战争的思想比较起来，在艺术上是没有地位的，这终于是不足为奇的——这一事实标志着他已经写的那类小说的终止和他正在准备写的这类小说的开端。一九四三年十月，他延长了离开的时间以便写完他从九月份就开始写的梗概。到一月，他开始予以修改时，他关于这书的思想变了。现在，他知道它是一部书而不是一个电影，他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写它。他思想中的教训主义仍然保持着，一点没有减少。他在九月份把这部著作说成是“一个寓言，兴许是对战争的控诉。”可是他在一月份，却把它说成是一个论据，其要旨是人类不敢糟蹋掉其保卫和平的“最后机会”。

    福克纳预料到战争可能使其发生的变化，他忧虑，这将超过他的有生之年。他准备从短篇小说和小说变动到说教性的故事和寓言，从拐弯抹角变为坦率，从“毫无影响的”小说的形式变成至少对变化起辩论作用的形式。但是他觉得时间正在耗光。“我有着相当好的才华，兴许象同时代的任何人那么好，”他给哈罗德·欧伯尔写信说。“但是我已经四十六岁了。因此，我的意思是不久将会使‘有’变成‘有过’。”假若战争提出了一个问题（“虽然我现在生活在战争中是太糟了”），钱却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形势却迫使他花出很多时间去挣钱。然而他已经预料到一个更危险的问题：写作他的寓言会是痛苦而艰巨的，这不只是因为他年纪大了，写得为那么快了，而且也因为他在试图掌握一种文学的样式，这是和他的才华不怎么相称的一种样式。

    梗概已经修改完，现在是“加工使之华丽”的时候了。虽然他一方面希望延长离开的时间，以继续写他的寓言，他仍然要去魏斯特旅行，比起一年以前，他也不那么害怕了。中断的时间长一些特别有助于使他回到自己的工作上来。兴许他能够写出他旧的半年计划的新的改写本。假若他知道呆在好莱坞与在奥克斯福有着同样长的时间，那么他就可能发现这几次旅行并不那么会引起破坏作用。他所需要的是以某种方式保持他的生活的两种情况，使之互相“隔绝”起来，以便使他不得不做的工作不致玷污他希望去做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