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伦贝尔记忆（节选）(11)

    班禄制、三长制、均田制和整饬吏治等全方位的大变革，使北魏很快走向鼎盛与辉煌。据《魏书》记载，太皇太后冯氏辅佐孝文帝掌国期间，“百国千城，莫不欢附”“九州致贡，殊域来宾”“商胡贩客，日奔塞下”……当时北魏辖户五百万，人口两千五百万，是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

    司马迁有云：“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太皇太后冯氏，深明“俭为德之共，奢为恶之大”的奥义。她清茶淡饭，衣不完采。她经常带着皇孙孝文帝深入民间，访贫问苦。在均田制实施的第二年，北魏大旱，百姓望云霓而断颈，禾苗盼甘霖而折腰。冯氏在开仓赈灾的同时，下令停建朝廷的楼堂馆所，并把宫中与纺织无关的宫女，发送出宫。不久，又在宫中停止制作皇室所用的绫罗，还把宫中十分之八的衣物珍宝、太官杂器、太仆乘具、内库弓箭刀钤以及外府的大半衣物、缯布、丝纺一一分发给六镇戍兵、贫民和残疾人。

    冯氏见皇孙孝文帝已能不折不扣地贯彻她的治国大计，便淡出了政治舞台。这时，冯氏越发显得宅心仁厚。她的心境像秋日的呼伦湖一样淡定、澄明；她的心态像大雪后的呼伦贝尔草原一样宁静、轻软。一天，冯氏身体欠安，需服菴闾子。御厨因夜间失眠，误把稀粥当汤药端给了太皇太后，而且稀粥里还有一只死蜻蜓。孝文帝见状，勃然大怒，下令处死御厨。冯氏摆手制止，用筷子挑出蜻蜓，边喝粥边笑吟吟道：御厨做的这粥太香了，连小蜻蜓也飞来凑热闹……公元490年深秋，冯氏魂归普陀，享年四十九岁。纵观冯氏刚柔并济，王霸张弛，屈辱过，哭泣过，仇恨过，挚爱过，欢笑过，开明过，光辉过的一生，会令多少男性君王自愧弗如！

    孝文帝嘉给皇祖母的谥号为“文明太后”，可谓实至名归。

    六

    文化是个复合体。它包括信仰、宗教、道德、法律、知识、艺术、风俗及人作为社会一员所形成的习惯等。文化是一个国家与民族的生存之根，是生生不息的灵魂与血脉。最终印证一个国家和民族伟大的，是她的文化。北魏王朝在文明太后冯氏主政时期，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形成了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华夏文化与外域文化兼容并蓄的显著特质。

    这特质集中体现在大同云冈石窟佛教造像上。

    云冈石窟位于今大同市西郊武周山南麓，石窟依山而凿，东西绵延一公里，现存石窟五十三座，造像五万一千余尊，佛像最高者达十七点八米；动植物花纹浮雕图案，更是不可胜数。其工程之大部分，告竣于文明太后柄国期间。

    公元446年，太武帝拓跋焘西征长安镇压“盖吴起义”时，发现一寺庙内，暗藏兵器，群聚淫乱，遂发生了历史上有名的“太武灭佛”事件。这之后，北魏朝中，内侍宗爱“连弑二帝”；引得朝野上下，说佛谈禅，甚嚣尘上。即位不久的文成帝拓跋濬，在皇后冯氏及大臣们的极力撺掇下，再度复法兴佛。

    公元452年，拓跋濬颁诏：凿石造佛，如我帝身。僧师与工匠于兴安初年，凿出一尊魁梧的“兴安佛像”。这尊释迦像的脸上、足上，竟各有黑石，冥同拓跋濬面上、脚上的黑痣。这将梵宫之“梁”，换作帝王之“柱”的手段，显示出拓跋王朝过人的精神统治智慧。这种艺术上的胆略和气魄，也只有马背民族才能做得出来！

    翌年，西域高僧昙曜，应诏来到平城。不久，他即被拓跋濬与皇后冯氏尊为帝师。在冯皇后的董理下，由昙曜主持，皇家又相继开凿出“昙曜五窟”（现第16至20窟）。五窟从开国皇帝拓跋珪到时任皇帝拓跋濬，一帝一窟，依次而建。每窟一石门，一石窗，外壁雕满千佛，主佛释迦均高达十三米以上。它们或坐或立，无不假释迦之躯，雕皇帝之态，借释迦之仪，传皇帝之神。使云冈石窟，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拓跋皇室祖庙。

    这借佛之望，增帝之威的“僭越”，挣脱了中外造佛艺术的绳墨，恰恰成为鲜卑人在佛文化上的独创。那一尊尊圆髻方额、高鼻深目、眉眼细长、嘴角上翘、巨耳垂肩、身躯健硕的释迦，神情既威严又可亲，气度既恢宏又睿智。在这里，释迦俨然成为从呼伦贝尔大草原上走来的“顶天立地奇男子，照古腾今大丈夫！”

    一切能够永存的艺术作品，是用它时代的本质雕刻的。昙曜五窟中的释迦，是西域造像艺术东传后的顶级作品。从五尊释迦眉梢、嘴角上流溢出的微笑里，每个人都会有着不同的解读。我们读到的可以是，佛家那普度众生的慈悲、亲和、怜悯与宽容；也可以是，一个从刀林剑丛中杀出的马背民族，在文化上的自信、自觉、独尊与高贵。这佛爱无涯和权力至上，佛光普照和皇恩浩荡的巧妙契合，所形成的独特风格，使昙曜五窟产生了永恒的艺术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