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黄包车牌号的母亲(2)

    最早的蚕种是向人讨来的，巴掌大的一张旧报纸上，有一片密密的蚕籽。

    开春不久，还冻手，就把这片纸捂在贴身的内衣口袋里。几天后，黑黑的小蚕宝宝就出来了。找来纸盒，盒盖上用锥子穿出一些小孔。放上一层刚从桑树冒出来的嫩叶子，用毛笔把黑黑的小蚕扫进盒里，也好像把自己的心扫进那小盒去了。那是一种快乐，也许正是这人生最初的快乐，让人同时记住了童年。那一年，母亲因为与地委书记意见不同，加上其他的一些事，被定为“阶级异己分子”，在地委宣传部长的位子上受了开除党籍的处分，调到成都市教育局当中教科长。我们住的地方叫将军衙门，在衙门府后叫西胜街的巷子里。那院子大，从窗上的彩花玻璃，可以想见这院子曾风光得很，我们住在西房，南房姓王，东面是个书库，南面是个开会的房子，但没开过会。天井里的砖都被雨水绣绿了，滑，也就没人在天井里玩。只是有一丛含羞草长得很喜人，用手一触，它就瘫在地上，像戏里边的美人昏倒在地，你转身过一会儿，它又容光焕发在阳光里招摇。母亲到这里后依然很忙，平时顾不上我们，连星期天也常是和老师们坐茶馆谈事。星期六母亲通常要带我们姐弟俩看一场晚场电影，电影院离家远，那时这城里公共汽车只在几条大街上跑，电影散场后，昏黄的街灯下，回家的路真是太长了。

    童年就是简单的快乐加上简单的忧愁。在我养蚕的日子里，我的快乐和忧愁都是蚕。看蚕吃桑是非常开心的事。盖上一层桑叶，蚕先伸出一星儿嘴，啃出一个缺口，露出一头，然后沙沙地出一大块地盘，当它们全爬在上面来了，桑叶已被啃得只剩下叶脉了。它们一个个昂起头，四处晃动，要吃。这副乞食的模样给我留下很深的记忆。院子里只有一棵桑树，不久便被各家养蚕的孩子摘光了，一到断了粮，我就眼泪汪汪。母亲冲我吵一句：“哭什么，没出息！”便骑上车，到院里有桑树的老师家里去讨。还不能总去给一家找麻烦，我养一季蚕，母亲要跑半座城。那时，我读的寄宿学校。星期天上学校的时候，要用一只大竹篮，把一片片擦得干干净净的桑叶，整整齐齐码放在里面。

    上面盖一张湿毛巾，这就是我的蚕宝宝一周的食品。到了蚕宝宝长大了，变胖了，身了发亮了，吃得也更多了，一篮子桑叶坚持不到周末就空了。母亲就在星期四给我送桑叶到学校来。一到星期四课外活动时间，我就在校门边转悠，盼望母亲身影。那时我见到母亲真是快活极了，我不知道母亲为什么愿意为我送桑叶到学校，这违反了校方的规定，寄宿学校平时是不能探视学生的。

    我之所以记得养蚕的事，大概因为养蚕对于一个城里读寄宿学校的孩子是有太多麻烦和太不容易了。养蚕只是让我找来这一些小东西让自己去关心，也给在逆境中的母亲添了更多需要操心的事。蚕吐丝了，结茧了，那些茧一动也不动了，我的养蚕事业也就告一段落了。不知道茧能干什么，装进纸盒，收起来。只是想到这些小黑毛毛虫就这么长大，还能吐丝，还结这么美丽的蚕茧，世界在我心里也就可爱了。这些蚕茧也真神奇，因为它们，我刚读一年级时的情形，也保留下许多珍贵的片断。今天是我母亲的祭日，记得她停止呼吸之后，我从她躺了四年的病床上，抱起她时，她轻得好像吐尽了丝的蚕，能飘起来……

    成都杜甫草堂外的浣花溪旁，辟出了个开放性的诗歌公园，我们出席公园剪彩仪式。草堂已经成了繁华的闹市区，一幢幢崭新的楼房，将草堂围在中心。草堂变得像进城的乡下人，怯怯地坐在高楼新宅中，保持着安静，唯有安静是草堂最后的尊严。也许这安静也有价，门票六十元一张。于是爱进公园喝茶打麻将的成都市民，难得迈进这个高贵的去处，而把草堂留给外来的游客，让他们在静静的草堂里听杜甫的诗，也发一点天地之悠悠的感叹。

    我的感叹不会远回唐朝，只回到半个世纪前。那是刚解放不久的成都。草堂寺、百花潭与浣花溪，这几个毗邻的近郊好去处，是成都市民春节“赶花会”和春天踏青的地方。这片成都西郊的风景地，是我童年记忆的导游图。我与母亲住在锦城西南的“将军衙门”附近，向西就到青羊宫。青羊宫是一座道观，它名气大，因为每年春节“花会”在此举办。青羊宫边隔溪相望百花潭。

    刚解放时这里是个小型的动物园，从青羊宫到百花潭，浣花溪相隔，那时没有桥，用木船架起浮桥，过桥收门票。我第一个幼儿园“成都育才保育院”，就在百花潭的后面。周末回家和星期天返园，都要路过百花潭。动物园里关小动物，保育院里关小朋友，大概“同命相邻”吧。青羊宫还算是城区，尽管是在城外挨着老城墙。百花潭多了一道溪水与城墙相望，完全是乡下风景了。再往西行，就是杜甫草堂，老成都人都叫草堂寺。原先这里是有一座寺院，后了香火少了，名气压不住杜甫了，草堂寺也就改叫杜甫草堂。当年杜甫在此住了三年零九个月，此后代代修葺扩建，到清代嘉庆年间最后重修完成，形成现在这个规模，一座很了不起的园林建筑群。小时候我常常在草堂里游玩，原因是父亲所在的大学，位于草堂西面的光华村。新中国成立后，旧大学进行调整重组，十三所大学和专科学校合并成“四川财经学院”，父亲在这所学校担任领导工作。四川解放后，父母从武汉一起进川，分别在川南两个地区工作，父亲在乐山任专员，母亲在另一地区任宣传部长。1952年后，父亲调进成都组建大学，母亲也进了成都，但已被降为成都市教育局的中教科长。父母也离了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