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黄包车牌号的母亲(3)

    我和姐姐就经常在“将军衙门——青羊宫——百花潭——杜甫草堂——光华村”，这一条路线上来回往返于父母之间。

    那时，这条路线就是野外远足的乡村郊野路线。公共汽车只开到将军衙门西面一站的通惠门，再向西就出了城。我们平时和母亲住在城里，寒假和暑假才到光华村，住父亲处。老百姓往来行走，只有两种交通工具。独轮车也叫鸡公车，多运货物用，也坐人，人坐在车头，推车的人在后面推。这种车走得慢，但载重大，压得独轮叽叽咕咕叫，得了“鸡公车”的名字。另一种就是人力车，成都人叫黄包车，坐起来比鸡公车舒适，两个车轮也大，拉车人一溜小跑，也快。一般人外出难得坐它，相当于现在的高级出租车。成都人称之为“包车”，可见不便宜。我们姐俩去父亲学校度假，母亲就要叫一辆黄包车。

    坐黄包车去光华村，相当于今天的出租跑长途了，是件大事。母亲总是在街头认真挑选，一是慈眉善目的老实人，二是要身板好的年轻人。找到车子后，母亲总是再三叮嘱，然后记下车号和车夫号衣上的号码。才扬起手与我们告别，一直在街边望着我们远去。

    那时，从城里到草堂再到光华村，很长的路，路上行人也少。砂土的马路，没有铺柏油，难得有汽车开过。偶尔有一辆车开过，就会扬起满天尘土。

    汽车真少，汽车也没有汽油，驾驶舱旁挂着大炉子烧木炭，边跑边喘，一口气上不来就抛锚。这样的车，一路上也见不到几辆，好在有两旁田野茅舍，“锦里烟尘外，江村八九家。园荷浮小叶，细麦落轻花。”也真是童年记忆中的美景！

    如今，杜甫草堂变成城市中的盆景。高楼如去，车水马龙。站在这里，真的找不回我的童年了，还有那个记黄包车车号的母亲……

    我对于家庭和幼儿园外面的“社会”，最早接触的就是茶馆，是成都的老茶馆。老茶馆是最具成都特色的民俗生活场景，一张木桌，几把竹椅，便可开张迎客。茶馆有大的，比方说，当年的人民公园、武侯祠这些较大的公园，都有大茶馆，茶馆都是雨棚式的开放建筑，有顶没墙，房柱之间有低矮的木栏，木栏不高，可坐，人多的时候也可供单帮的茶客，坐在木栏上，倚着屋柱品茶休息。茶馆四面开放，围着茶馆的院坝也是茶馆的组成部分，摆满了竹椅木桌，院坝里的树木，便为茶客遮阳，太阳斜了，树荫移了，茶客只是把竹椅挪动一下，并不碍事。大的茶馆，茶馆里外，能摆几十张茶桌。小的茶馆，开在小街窄巷子，三五张桌子，都摆在街边上，茶馆小得只有一盘灶，摆着几只铜茶炉。

    我是上幼儿园的时候，常在茶馆里泡着，因为母亲坐茶馆。母亲坐茶馆是刚解放不久在成都当教育局的中教科长的时候。她在延安时期就当过延安中学的老师，在我印象中，这一变故对于刚三十来岁的母亲，并没有让她的生活变得灰暗。工作中结交了许多名校的老师，周末常和老师们在茶馆里聚会聊天。

    每次三四位，一聊就半天。

    成都的老茶馆规矩好，客人泡了茶，从早喝到晚，随意，如果单个的人来喝茶，要出外方便走动一下，只要把盖碗茶的茶盖放在椅子上。掺茶的师傅就不会收茶碗，你可以回来接着喝。茶钱便宜，一杯有品级的花茶也就一角钱，公园里的这种大茶馆就像大集市，乌泱乌泱一大片人，茶客喊“掺茶啰！”茶师叫“来！来啰！”还有笑的骂的吵的闹的，整个茶馆就像一壶开水，咕咚咕咚地热气腾腾。有句老话：闹中取静，我以为正是说的成都老茶馆。

    在茶馆里沸腾的声浪就是最好的屏风，让每张桌子上的人几乎只能听见自己同伴讲话，熙熙攘攘的茶客们便各有洞天，相安无扰。和母亲常一起喝茶的老师都是成都几所名校的骨干教师。我想，除了谈工作，还有气味相投吧？他们都尊重母亲，谈话中总用“张科长”这个称呼。大概这是母亲身上的“游击习气”？反正，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再没有见到过爱和老师们坐茶馆的“教育科长”了。

    老茶馆不像现在的时髦茶楼，摆出一副“饮茶品茗”的高雅，老茶馆是市井的社交场所。据说以前老板会贴一张“莫谈国事”的帖子。这个帖子我在茶馆里没见过。茶馆是个开放的环境，说雅一点是“阳光下的交际场所”，凡是能见光的事，在这里都能做。会朋友、谈生意、相亲见面、看书读报、听评书、晒太阳、捏肩膀、挖耳朵……一听金属镊子划出的声音，那就是掏耳朵的师傅过来了。我跟着坐茶馆，便用小人书打发时间。茶馆里有出租连环画的，一分钱看两本，五分钱便能畅快地看上半天，大人们谈什么，也就从不关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