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黄包车牌号的母亲(4)

    想到老茶馆，是掂量母亲和这些老师的友谊，真是那句“君子之交淡若水”。据说成都的茶馆文化盛行，是与当年南征的“八旗子弟”有关系。清兵南征，一批满蒙子弟留在成都，他们生活的地区便是后来的“少城”，这些闲人，让成都变成消费之都，遍地饭馆茶馆让成都活色生香。我们家进成都就住在少城区，在将军衙门后的西胜街一所公馆里住着全机关的家属。刚进城的共产党不是吃铁杆庄稼的“八旗子弟”，在老百姓心中还真的很清廉。在我记忆中，不知跟着母亲进了多少次茶馆，但从没有和任何老师一起吃过饭。“下馆子”在那个年代是很奢侈的事情，没有人动这个念头。

    跟着母亲坐茶馆的事情在1957年结束了。记得那两天下班后，母亲骑着车外出，很晚才回来。后来才知道，母亲那两天都在往学校跑，给她熟悉的老师朋友说一句忠告：“多听少说！”记得有位老师在母亲赶到他那里的时候，他已因为经不住动员在大会上发过言了。这位老师姓黄，后来被划为“右派”。

    十年之后“***”中，我们家再次遇到风浪，我独自在成都为父亲的事奔波。此时已被下放到大凉山的母亲给我写信，信中说，如遇到困难，生活无着，可以去找这几个老师：九中的陈老师，十九中的张老师，还有附中的黄老师……

    他们都认识我，记得我见到他们时，他们说一样的话：“我认识你，你是张科长的儿子。”啊，那时，我只是茶馆里读小人书的孩子……

    在大凉山的首府西昌城南十来里，有个叫邛海的湖，湖西有座叫沪山的山，五十多年前，山下湖边有一所学校，西昌师范学校，在这学校的一排平房中，有过我的家。那是“大跃进”后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的母亲从成都下放到这个偏僻山区当一名教师。不久，我也从成都转学到西昌，和母亲一起生活。在下放以前，母亲是省上一家刊物的副主编和某研究室的副处长，尽管在五年之前她受到过党籍处分，降了职。但下放一事，没有任何“新处分”的痕迹。她到西昌先是省教育口下放人员的“带队领导”。其他下放者到基层劳动了，她待在机关里闲得没事干，又不愿去监督巡视下放人员，于是就要求到学校当老师。不知是谁同意了，她就来到了这所师范学校。到学校后，她每月去领工资，发现自己比校长的多得多。她想，我来锻炼的，于是她交了两份申请，重新入党的申请和要求把工资降到低于校长水平的申请。入党的申请没批，工资很快降下来了。从此她在大凉山待了二十年。二十年后，母亲的党籍问题得到甄别平反，恢复了党籍和职务，但她下放问题和降工资问题“无法弄明白”。这二十年来她的档案一直还在省上，她是真正地“自动下放和自动降级”二十年。

    我从成都坐了三天的汽车，又让一辆小马车接到了这个家。

    那时，这里真荒凉。学校没有围墙，野兽常在房前屋后窜。大凉山刚搞过民族改革解放奴隶，社会治安也不太好，我到这里一星期后，就出了一场凶案。师范校的边上是民族干校，那天民族干校的会计从城里领工资返校，就在师范学校下面的小路上被人劫杀了。就在这个时候，我第一次读了艾芜的《南行记》，如果你今天读这本书，就可以了解我那时的心境。

    比蛮荒更直接的是饥荒。我到这里后，正是全国的三年大饥荒。西昌是一个没有大灾的地方，除了夏天的泥石流，人们还没有经历天灾的经验。

    在延安参加过大生产的母亲，又在这里让我体会到许多难忘的事。

    我们在门前的空地上种上了包谷，长得挺好，但周围都是高大的树木，没的阳光，包谷秆就拼命地往上蹿，老高老高，夏天第一场暴雨，它们就全倒了。我们在屋后种了南瓜。南瓜长得很大，二三十斤一个，又放得久，两三个南瓜，就让一个冬天，有了底气。

    饥饿年月，冬天特别难熬。越冷越饿，越饿越怕冷。在学校里念书，一下课，大家就靠着太阳晒着的那面墙，特别觉得“万物生长靠太阳”“我们都是向阳花”真是唱到心坎上了。

    在那个饿死许多人的灾年里，我开始了在大凉山里的生活，这三年我长高了两公分。这三年我就读邛海另一侧的一所初中，西昌川兴中学。

    现在，这地方是有名的航天城——西昌卫星发射基地。去年，我应邀去现场看亚太一号发射实况。我对主人说，我在邛海边住过三年。“哎呀，那可是依山傍海最有名的风景区，著名的疗养地。”是啊，我想起来了，那里确实风光美丽，只是住了三年，我都没有注意到这山光，这水色，可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