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皇岛，《北戴河》词与曹操(3)

    建安八年，曹操上表《请爵荀彧表》，列举荀彧建立的功劳，表封他为万岁亭侯。荀彧认为自己未立战功，把曹操的表奏压了下来，曹操给荀彧写了《与荀彧书》，陈述与荀彧共事以来，荀彧帮着做了很多纠缪辅政、举荐人才、提出计策、周密谋划的事情，说立功不一定要作战，望荀彧不要推让。荀彧勉强接受。

    建安十二年，曹操又上表《请增封荀彧表》，称朝廷已经给予荀彧的封赏与他的功劳不相称，曹操替他惋惜，请求重新评论，增加酬功的封地。荀彧坚决辞让，曹操又写了《报荀彧》（三）劝荀彧接受，荀彧才接受。

    在曹操的上表和给荀彧的书信中，曹操对荀彧的评价是很高的，总体评价如“发言授策，无施不效，彧之功业，臣由以济，用披浮云，显光日月”，“天下之定，彧之功也”。用拨云见日月来形容荀彧的作用。具体评价如官渡之战时曹操欲退兵许昌，转而南攻刘表，放弃兖、豫的想法，荀彧所出的两个计策，曹操的评价“而彧建二策，以亡为存，以祸为福，谋殊功异，臣所不及”，对于曹操的统一大业而言，荀彧的作用不亚于张良，曹操赞其“无施不效”“济危以安”“以亡为存，以祸为福”“彧之功业，臣由以济”，是发自内心的，也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对于荀彧的人品，曹操赞誉有加，“积德累行，少长无悔，遭世纷乱，怀忠念治”，“忠恪祗顺，如履薄冰”。

    荀彧对曹操的称赞，也是溢于言表的。他在回答曹操关于征讨袁绍的疑惑时，从度、谋、武、德四方面对比分析袁曹，得出曹操必胜，袁绍必败的结论，曹操的疑惑得以解除，他很高兴。在这段对话中，荀彧称赞曹操唯才是举的人才观——“明达不拘，唯才所宜”；称赞曹操有战略眼光，善于应变——“能断大事，应变无方”；称赞曹操治军有方——“法度既明，赏罚必行”；称赞曹操的人品——“以至仁待人，推诚心不为虚美，行己谨俭……天下忠正效实之士咸愿为用”。

    荀彧是以“怀忠念治”投身报国的，即怀抱忠诚，想念太平，以匡扶汉室、国家安宁为己任，帮助朝廷出谋划策，无论投袁，或改投曹，皆无二志。换句话说，曹操于中平六年（189年）十二月在河南陈留“起义兵，诛暴乱”，献帝刘协初平元年（190年），关东州郡起兵讨董卓，袁绍被推为盟主，荀彧是满腔热情投身于这场讨逆运动的。他是引曹操为志同道合的同志的。

    曹操功成名就之时，人一阔，脸是否变了？他与荀彧道不同、不相与谋的决裂是否不可避免？

    实际上，曹操在兴平二年（195年）七月奉董承私诏进洛阳，自领司隶校尉。九月采纳荀彧“奉迎天子都许”的建议，奉献帝迁都许，献帝以曹操为大将军，封武平侯，41岁的曹操已是事实上的天子，次年改元为建安元年（196年），实施“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策略——在更早的初平三年（192年），曹操在山东济北击败黄巾军后，即采纳了治中从事毛玠“宜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以畜军资。如此则王霸之业可成”的谋划。

    事实上迁都和晋爵，都是曹操求之不得的事。反映在陈寿费时十年所撰写的断代史《三国志》中，便有诸多记录，也有诸多避讳。陈寿36岁到了洛阳，做了晋国的著作郎。他是晋臣，晋承魏国而有天下，陈寿尊魏为正统。史官修史，是为当下政治服务的，陈寿也不例外。在他的笔下，建安十三年，曹操时年54岁，自任丞相，帝令曹操依萧何旧制，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建安十七年，曹操时年58岁，自封魏公，次年，朝廷策命曹操为魏公，并以忠于本朝和十大功劳褒奖之，为曹操加九锡。建安二十年，曹操时年61岁，自领魏王。二十二年，帝令魏王操置天子旌旗，出入警戒清道，十二月，曹操冕上缀十二旒，被皇帝乘车。有心人不难发现，曹操势大，献帝所为是不得已的。

    荀彧是在曹操“心不能平”后死的。曹操率大军征讨孙权，以劳军之名，召来荀彧，其后便留荀彧在身边，荀彧不习惯淮南的气候，病倒了，据说是伤寒，咳嗽。陈寿写到荀彧之死，寥寥数语，躲躲闪闪，先是“彧疾留寿春”，后“以忧薨”。《三国演义》写荀彧是被曹操赐毒酒而死的。此说不足为凭，明眼人都知道，《三国演义》扬刘贬曹，其谓曹操“汉贼”，乃故意为之。有人说荀彧死于性格上的固执和言说的直白——之所以有话直说，源于他对曹操的忠诚，他知道曹操待自己颇厚，凡事推心置腹，他也知曹操为人，待人豁达，宽容，言谈戏笑，尽无所隐，所以他就坦率道出了自己的不同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