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居高位（第十六章 威利斯法官）(5)

    威利斯法官想，如果他是亨利·杜瓦尔的律师，他就立即申请一个新的人身保护令，今天下午就申请。而作为法官，如果他接到了这个申请，他就会立即批准。不是象上次那样采取“如无反对，即行生效”的折中措施，而是直接批准人身保护令，从而可以立即将亨利·杜瓦尔从船上释放出来。

    但他是法官啊；他不是律师。任何人也不能身兼此二职。

    法官的职责就是依法公正地受理提交给他的事宜。法官不应直接卷入案子，采取有利于某一方当事人的行动。当然，有时法官为了伸张正义，可以稍稍点拨暗示某方律师采取某些步骤。威利斯本人在有关亨利·杜瓦尔“如无反对，即行生效”的听证会上也曾这样做过。

    如果超出这一范围进行干涉，那就要受到谴责，那就是背叛法官的职责。

    威利斯先生再次在窗户和写字台之间的地毯上踱起步来。今天，他那消瘦的肩膀更弯曲了，好象是责任的重担把他压弯了。他那沉思的长方脸上笼罩着不安。

    威利斯想，如果我不是法官，事情就简单多了。我可以拿起桌上的电话要阿兰·梅特兰德。当他答应时，他只需说：请查阅《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报告》第34卷，1921年，第191页，“对艾哈迈德·辛格的公诉”一案。这就足够了。阿兰是个头脑敏锐的年轻人，不等今天登记处关门，他就会前来申请人身保护令。

    那样就能防止亨利·杜瓦尔跟着船离开。

    他想，我在乎这事。阿兰·梅特兰德在乎，我也在乎。

    可由于我是法官，我不能……做这事……无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

    然而……还有“不言而喻的大前提”。

    这是他多年前在法律学院时记住的一句话。这句话学校现在还在教授，只是不常提及罢了，尤其是有法官在场时不提。

    所谓“不言而喻的大前提”是一种观点。它认为，任何法官，不论其愿望如何，都不可能完全不偏不向。法官也是人；因此他永远也不能把尺度绝对持平。他的每一个思考和行动都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受他生活经历与背景的影响。

    威利斯法官承认这一论点。他还知道他自己也有一个大前提，这个前提可以归结为一个词：贝尔森。

    那是1945年的事。

    如同他那一代的许多人一样，他的律师生涯被第二次世界大战打断了。他作为一个炮兵军官，和派往欧洲的加拿大士兵们一起，从1940年一直服役到战争结束。在战争快结束时，已荣获军功十字勋章的威利斯少校作为英军第二军团的联络官，随同第63反坦克团解放了纳粹的贝尔森集中营。

    他在贝尔森待了一个月，而他在那里所见到的一切将永远象幽灵一样伴随着他后来的生活。在那以后许多年，甚至直到现在，那令人毛骨悚然的30天中的经历仍然强烈地、历历在目地进到他的睡梦中。威利斯是个在严厉的外表下有着学者内心世界的敏感的人，当他离开贝尔森时，在他的有生之年，只要能为拯救那些受苦受难的人们贡献力量，他将不遗余力。

    作为一名法官，要做到这一点是不容易的，有的时候，他带着疑虑宣判了有罪的被告，而他内心的直觉却告诉他，主犯是社会，而不是哪个人。但也有的时候，对一些大多数人都认为不可救药的重罪犯，他念其可怜不幸而从轻判处，因为那过去的阴影……那不言而喻的大前提……又浮现在了威利斯法官的脑海里。

    现在。又是如此。

    和“如无反对，即行生效”听证会前一样，亨利·杜瓦尔的命运仍在深深地搅扰着他。

    一个被囚禁的人。一个被正当释放的人。

    在这两个人之间隔着法官崇高的尊严。

    委曲尊严，匡扶正义，他想道。他走到了电话前。

    他决不能直接给阿兰打电话，他的谨慎在告诫他至少要做到这一点。但还有别的办法。他可以告诉他以前的律师合伙人，他是一个受人尊敬的人。此人异常机敏，一定能理解他的意思。他会立即把信息传递过去，并且不会透露消息的来源。但他的前合伙人是对法官的参与十分反感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