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温哥华大饭店一间套房的客厅里，杰姆斯·豪登交给他的行政助理艾略特·布劳瑟一张1加元的钞票。“到大厅去，”他指示道，“给我买6棒巧克力。”
他已决定，如果他将来写回忆录的话，他一定写上，当总理的一个好处是，你可以派别人去给你买糖果。这对任何雄心勃勃的孩子来说都是极大的激励。
当那个象往常一样表情严肃的年轻助理走后，豪登关上了通往外屋的门，使自己不受外屋由党员志愿者组成的临时办公人员打字、打电话声音的干扰。他坐到一把沙发椅上，考虑着几天来巡回讲演访问的进展。
毫无疑问，这是他个人的一次辉煌胜利。
在他全部的政治生涯中，他的雄辩天才从没有现在这样发挥得淋漓尽致，从没有象现在这样有效地征服了听众。负责写稿的两个人是布赖恩·理查森新雇来的，一个来自蒙特利尔，一个来自美国纽约市的《时代与生活》杂志。他们的确写得不错，但豪登的即兴发挥更出色。当他有时抛开稿子，满怀自信和激情地讲演时，他往往更能感染听众。
无论是有准备的还是即席的，他所谈的都是关于北美的传统和敌对意识形态对它生存的威胁。他宣告，这是一个团结的时代，结束渺小和内部争吵的时代，是一个超越枝节问题，首先追求人类自由伟大事业的时代。
人们的反应异常炽烈，仿佛他说的话正是他们渴望听到的；仿佛他正是他们寻求的领袖……
按照计划，豪登总理没有提及联合宪章的事。按照宪法，必须先向议会宣布这一消息。
但他仍能感到，时机已经成熟。他感到，全国好象已经准备好与美国建立更紧密的联系。他的政治直觉很少失误。
在多伦多，他的听众站起来为他鼓掌欢呼长达几分钟。在威廉堡、温尼伯、里贾纳、卡尔加里和埃利蒙顿市，他受到了同样或类似的欢呼。现在的温哥华市是他返回东部前的最后一站。今晚，他要在伊丽莎白女王大剧院向3000名听众发表演说。
新闻界对他巡回讲演的报道，以及舆论界的反映都十分热烈。无论在报纸上，还是在电视与收音机广播中，他的讲演都是头条重要新闻。在过去几天中几乎没有其他重要新闻，没有重大灾难或事故，没有可怖的情杀，也没有地区性武装冲突转移新闻界的注意力。豪登想，他简直太幸运了。
当然，他有时也遇到一些小小的麻烦。亨利·杜瓦尔事件仍然每天出现在报端，对政府就这一问题所持立场的批评仍在继续。还有那些支持偷乘者杜瓦尔的示威者，他们在他停留的每一站都举着标语牌示威。在他向公众讲演时，总有人就这一问题向他提出质问。但他能感觉到，示威者的热情在下降。也许是因为，任何东西都比不上对失败了的事业的热情消逝得快。
他希望年轻的助理布劳瑟快一点回来。
一会儿，他想的这个人衣袋鼓鼓囊囊地走了进来。
“你也来一棒吗？”总理问道。他剥去包装纸，得意地嚼了起来。
“不，谢谢您，先生，”行政助理答道。“说实话，我实在不喜欢甜的东西。”
你当然不喜欢的，豪登想道。他说道：“你已经和本地负责移民的那个人谈过了吗？”
“是的，他今天早上来过了。他叫克雷默。”
“关于杜瓦尔的事情他说什么了？”
“他向我保证说，杜瓦尔的支持者们已经没有什么进一步的法律步骤可采取了。看起来这个案子已经基本上寿终正寝了。”
豪登想，只有艾略特·布劳瑟才会在谈话中使用“基本上寿终正寝”之类的词。“好吧，但愿这一次他没说错，”他说道。“不过我可以告诉你，只有当那个死尸被抬走之后我才会放心。那船什么时候起航？”
“后天晚上。”
是他在渥太华宣布联合宪章的同一天，豪登想。
“克雷默先生非常想见您，”年轻的行政助理说道。“他好象想解释一下他在这一案件中的行动。但我告诉他了，这根本办不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