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日
(上午十时～下午三时)
陶兴说，我们……十几年没见面了吧?
陶兴又说，前些天刚听说你调到广州来了……我特想跟你聊一聊，聊聊我这些年的经历，聊聊我这点儿破事儿，你可以写成小说，只要不用我的名字就行，别弄个遗臭万年。
陶兴说，说来真丢人啊，现在我全靠老婆养活，吃饭，抽烟，租房子，出门坐车，包括胰岛素，都是老婆给的钱。还有陶器，就是我儿子，一直由他妈带着，我根本就没尽到一个父亲的责任，我也没给他带来一点儿好的影响，这是最要命的。我现在最大的安慰就是他考上了大学。以后就靠他自己了，也只能靠他自己了。我现在最大的心病是愧疚，我会愧疚一辈子。这些年，我到哪儿都隐姓埋名的。不光这样，每天出门，都要先从“猫眼”往外看一会儿，还要把耳朵贴在门上听听楼道里有没有什么动静，一旦听到有人走路，就吓得连大气儿都不敢出了。老实说，就跟蹲监狱差不多。我这是在蹲我自己的监狱，还是个无期徒刑啊。陶兴说，我现在经常胡思乱想，特别是晚上，一到夜深人静的时候，脑子就特别活跃。想那些乱七八糟的往事，想那些熟悉的人，几乎所有的熟人都想起来过，想他们的音容笑貌，眉毛眼睛，连一些小动作都想得起来。有时候，我会想得心痛，就像针扎一样，会痛上好久好久。我想得最多的是我的大学时代，不管怎么说，那都是我这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当时人们都说我们是天之骄子。然后就想我的同学，想他们每一个人，想谁谁谁当初什么样，穿的什么衣服，喜欢留什么发型，想某一次某个人说过什么话，某一天跟谁去了一趟书店，某一天又跟谁在学校旁边的小饭店喝了一次酒，吃的是什么菜，喝酒的时候说了什么话，想某个晚上什么人批评一本什么书，引发了大家的争论，争得面红耳赤，每个人都那么较真，差一点吵起架来。陶兴说，我们那一拨学生，跟现在的大学生可能有些不同，包括我自己。在上大学之前，很多人都有些经历了，差不多都吃过一些苦，要比现在这些孩子成熟得多，但大家骨子里却还是那么单纯，那么坦诚，那么血气方刚。那时候我们经常那样高谈阔论，指点江山，好像谁都有说不完的话。谈国家大事世界形势，谈个人经历，谈爱情，包括以前的和正在发生的爱情，谈毕业后的打算，就是所谓的理想吧。每一次都让人特兴奋特激动，让人意犹未尽。可以说，那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是乐观的，都很自信，都觉得自己的前途一片光明。当然，大家各有各的想法，有人想干这个，有人想干那个，这也是难免的。有个家伙说他就想当官，说他天生喜欢管人。有几个同学想当作家——你知道，那会儿文学正在热头儿上呢，现在有人把那段时间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有这事吧?反正，想干啥的都有……陶兴说，我在同学中年纪算是大的，平均比他们大个三四岁，有的要大上五六岁，他们都叫我老大哥，还选我当了生活委员。我呢，平时说话不是很多，可能看起来蛮成熟的，这大概和我的自我暗示有关，总觉得自己要有点儿老大哥的样儿，其实很多方面我跟他们差不多，也是那样不知天高地厚，意气用事，想当然，心里总有一股孟浪之气，这个我自己知道。最典型的一件事，就是我也想当作家，只是我没像他们那样把这话当众说出来，主要是不好意思，一旦当不成呢!但我还是很努力的，读了很多名著，雨果，巴尔扎克，莫泊桑的，《红与黑》，托尔斯泰，契诃夫的……那时候好多作品还没翻译过来。还有鲁迅，萧红，茅盾，主要是《呼兰河传》和《子夜》，另外就是柔石的《二月》，后来拍成了电影，叫《早春二月》，孙道临和谢芳演的。当时每年还都搞中短篇小说评奖，张抗抗，梁晓声，韩少功，就是那时候出的名，张抗抗是个下乡“知青”，就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这你知道吧?还有一些后来不写了，记得有一个王润滋，写过一篇《内当家》，当年影响蛮大呢。这些作品我也读了，还做了好多的笔记，包括前边说的那些名著，我都做了笔记，情节，人物，结构，主题，都逐一分析，有时候还会把一些精彩的语言摘录下来。陶兴说，每次读完一本书或一篇小说，我都很兴奋，有时候好几天都在那个小说的感觉里，人也变得呆呵呵的，仿佛我就是小说里的什么人物，仿佛那个小说就是我写的……
陶兴说，我跟你说，每当想起这些事，我心里都翻翻腾腾的，都忍不住想哭，可又哭不出来，就像那句话说的，欲哭无泪，真的是欲哭无泪啊。我怎么也不会想到，我会混到今天这个地步，唉——
陶兴说，后来就大学毕业了。毕业分配的时候，我选择了回县。说起毕业分配，还有好多事儿，太啰嗦，就不说了。总之，大家都希望到一个好地方，再进一个好单位。总的说，我们那拨儿学生去向都不错，有一多半留在了省里，有几个进了大机关，有几个进了文化单位，出版社和杂志社什么的，对了，还有两个进了北京。我之所以要回县里，主要是因为我父亲，我以前好像跟你说过，我妈死得早，他身体又不好，这样我可以照顾他。我被分到了县文化馆，当创作员。那时候不像现在，各地方都挺重视文艺的，连县里都养着剧团，经常演一些相声二人转什么的。别说，还真有不少人看。省里还年年搞汇演，评先进，一旦获个奖，那就是个天大的荣誉。县剧团也有很多事儿，最多的就是那些男男女女的事儿。等将来吧，将来有空儿了，我仔细给你讲讲。陶兴说，老实说，一回来我就有点儿后悔了。以后那几年，也不是很愉快，主要是看什么都不顺眼，觉得周围的人都是庸俗的。这里当然有我主观上的因素，我想这主要是那几年的大学生活造成的。这是一种反差。街道啦，房屋啦，原来觉得很亲切的，现在看来却又脏又破，以前一直觉得很神气的影剧院——记得叫“民众影剧院”——现在也觉得土得不得了。还有工作，也不怎么顺心。当时文化馆还有其他几个创作员，有写小戏的，有写相声和“数来宝”的，主要写一些好人好事儿，一旦哪儿有人捡到钱交给警察了，哪儿有人在大风天儿里帮人苫草垛了，马上就下去采访，然后写出来。这哪里是什么创作啊!简直就是瞎胡闹嘛!我根本就没放在眼里。他们却很在意，一开会就说我的作品在哪儿哪儿演出过，获过什么什么奖，省地(地区)县的哪个领导接见了我，当时说过什么话。他们几个也不团结，总是互相攀比，谁也不服谁，有时候说着说着就吵起来了，多刻薄的话都说得出来。陶兴说，刚到馆里的时候，几个人对我都不错，一开会就争相夸奖我，说我是真正的科班出身，文学修养好，思想有深度，一看就是个才华横溢的人，一定会写出好作品来，还说我的到来会提升本馆的整体创作水平，一脸的严肃认真，把我弄得一愣一愣的，特不好意思。平常，他们还会分头请我喝点小酒，开始嘛还客客气气的，几盅酒一下肚，话匣子就打开了，就开始攻击他们中的谁谁谁，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极尽贬损之能事，总的意思就是别人都是臭狗屎，就他自己是金子。老实说我挺瞧不起他们这一套。后来我就敬而远之了。再后来，他们也就再懒得搭理我了。这样不知不觉，我就把自己搞成了一个他们眼中的“另类”，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明白我的意思吗?陶兴说，我对这些并不在意，起码不是很在意。你肯定听说过我在那段时间的一些行为，穿戴啦，举止啦，跟你说，我那会儿真是那样的，因为我喜欢那样，喜欢那种感觉，并不是故意标新立异，大概我骨子里就有那么一点点东西，一点儿清高，一点儿孤傲，一点儿叛逆。回头想想，那些东西可能显得很幼稚，其实却是可贵的。那时候我已经开始写小说了，应该说写得很努力很刻苦，晚上一写就写到半夜。我的第一篇小说写的是我当“知青”时遇到的一个故事，是一个爱情悲剧，应该是很感动人的，写的时候我自己都哭了。说了不怕你笑话，我那时候还真是很有激情，写作的速度也很快，三四天就能写一个短篇小说，十天半月写一部中篇小说。那段时间，我一气儿写了大概有十几篇小说，中的短的都有，然后就投给了刊物，投了好几家，有本省的，有外地的，都是一些名声挺大的。投完之后就在家里等，一边在心里幻想着那些小说发表了，我一下子就出了名……我虚荣心太强了，这是我一辈子的大毛病。陶兴说，结果不用说了。否则我也许就走另外一条路了，像你一样。后来我想，我可能缺少这方面的天赋。文学是需要天赋的，光有雄心和热情不行，光靠努力也不行。我说的对吧?说实在话，那段时间我情绪很低落，就像整个人从云彩上吧唧一下摔到了泥水里，觉得很没面子，充满了挫折感，好像干了一件多丢人的事，总之垂头丧气的，感觉心灰意冷。这以后又过了半年吧，我就跟佩芝结了婚，就是他们说的那个寡妇。老实说这是连我自己都没想到的，纯属意外，此前我压根儿就没想过。说句庸俗的话，尽管我年龄大了一点儿——跟那些小青年儿比——可我毕竟还是个处男啊。而且，我还是个大学毕业生，属于“天之骄子”那一伙儿的，一毕业就是国家干部，吃皇粮。当时这是很吃香的，全县也没有几个人。像我这种情况，找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孩子根本不成问题。事实上当时就有很多人给我介绍，还有自己找上门来要谈恋爱的，可都被我错过了，我只能这么说：是被我错过了……陶兴说，佩芝跟我家是邻居，应该说是个好人，一个好女人，为人，相貌，都不错。长的有点儿像古画上的仕女，身材不高，算是那种娇小型的人吧，胳膊腿儿都很圆润，面目很清秀，不太爱说话，可能是因为遭受过打击，感觉有一点儿怵怵的。我家住的是砖平房——当时县城多半都是这种房子，只有很少几座楼房——房前有一个小院子，跟佩芝家只隔一道不高的土墙，人来人往都看得见。佩芝原来的丈夫没出车祸之前，我们常常站在墙两边抽烟唠嗑儿，佩芝也偶尔过来站一站，感觉他们两个感情挺好的，当时刚刚有了一个孩子。佩芝属于那样一种女人，不论跟谁都会好好过日子。她丈夫出事的时候我不在家，正在省里上学，放假回来突然发现她好像变了一个人，特别是精神状态，整个儿垮了下来，神情也特别憔悴，当时我就心里一动。陶兴说，佩芝在一家药店当营业员，懂得一些药性。我爸当时经常吃药。在我上学期间(包括以前我当“知青”那几年)，所有的药都是佩芝给代买的，买了就送过来，有时候要用汤药，就是中草药，她还要亲自动手熬。到后来，就连其他事情她也帮着做了，做饭啊，洗衣服啊，有时候还帮着搞卫生。后来我毕业了，她还像以前一样，帮着做这做那，用她的话说，她这是做习惯了。有时候，星期天买了什么好菜，两家还会在一起吃个饭。当然熟悉是越来越熟悉，大家也都觉得很亲切。不过，我却一直没往那方面想，一点儿也没想，我估计她也没想，她可能是不敢想，原因只有一个：谁都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她比我大两岁，我一直按以前的习惯叫她嫂子。陶兴说，有一天傍晚，是的，是在傍晚。她买了一只鸡，不敢杀，隔着墙叫我。我正在看书，看的好像是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现在情节已经忘得差不多了，只记得一些感觉。当时我是满心失意。她叫了我好几声，一会儿叫我陶兴，一会儿又叫我“他叔”，声音细细的。我就过去了。那以前我还从没做过这个事儿，也很怕的，其实我打小儿就不是个胆子大的人。她就站在我跟前，告诉我怎么怎么杀。我没别的办法，只好将心一横，照她说的做了。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出了一身汗，还是没杀死——我刚一撒手，它就满院子乱跑，我们就满院子追，一边追她一边叫，“哎呀哎呀”的。后来鸡跑进了屋，倒在了一个角落里。我们喘着粗气，看着鸡在那儿抽搐，突然安静下来，心里似有些不忍。后来她看了我一眼，眼神儿挺奇怪的，我就过去抱住了她，一下子就抱住了。她好像抖了一下，后来我们就进了里屋，我把一只手伸进了她的衣服……陶兴说，说实话，直到现在，我也没想明白我为啥那样做。但我知道，我当时的状态不是很好，心情也不是很好，灰灰的。后来我们就结婚了。我对自己说，小子，你就认命吧!我们在一起过了两年多，两年后就离了。现在回想，我那两年过得非常舒服，家里什么事情也不用管，就像人们说的，油瓶子倒了我都不扶，买粮，买菜，所有的事佩芝都一手操办了。你可能会问，这样为啥还要离呢?这说起来既简单又复杂了。有时候，我会陶醉于这种舒适，什么也不干，什么也不想干，一天到晚迷迷瞪瞪，就像一头被人豢养的动物，还挺幸福的。可是，说不上啥时候，我心里又会咯噔一下，觉得很空虚，心里突然很痛，很尖锐的痛，痛得直冒冷汗。不过总的说来，那两年我的精神是处于一种委顿的状态，小说也不写了——没心情，也没信心了。陶兴说，现在我也说不清跟佩芝离婚的原因，反正所有的问题都在我身上，在我心里。有一句话怎么说的?静极思动吧?当时我就是这样一种感觉。用哲学的话来说，这是内因。那之前我刚好见到了一个大学同学，这家伙毕业去了省政府，混得不错，他问我想不想动一动，说他可以帮我在省城联系一个单位，我说好啊。这就是外因了。有了内因，又有了外因，就开始起作用了。还有一点，就是我父亲在那年去世了，说句大不敬的话，这也使我不再有后顾之忧。陶兴说，当然我也反反复复地想了好久——这种事不是那么轻易的——想我这样做对不对，想会不会有什么后果，想我能不能不这样做，最后又想该怎样跟她说……于是就说了，到底还是说了……那是在一天吃完早饭之后，之所以选这个时间，也是我事先想好的，就是说，是有预谋的，那样说完我就可以走，就可以脱身。我忘了具体怎么说的了，我心里挺慌张，但是意思就是那个意思，我也找了一些借口，我说我想生一个自己的孩子，可跟她就不能生了，因为政策不允许。听了我的话，她的脸一下子就白了，白得就像一张纸……屋里一下子好安静，好安静啊!慢慢的，慢慢的，她眼睛里开始有了泪花，泪花转啊转，然后便噼里啪啦地流下来。她一边流泪一边说，我知道你心里咋想的，我早知道我们长不了，这两年已经很好了，实在想走你就走吧，走吧……陶兴说，我就这样伤害了她，无情地伤害了她。那一刻，我真觉得自己太卑鄙太无耻太恶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