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花红，李花白，杏子花儿开。
只见那边牧童来。
头戴斗笠，身穿蓑衣，手拿短笛吹起来。
叫声牧童你过来，你呀可知道，
《共产党宣言》谁起草，十月革命谁领导?
这是一首早年的江西红歌，被苏惠贞唱得委婉动听，她是山东人，真不知道她是什么时候学会的，而且唱得这样好听。
这时候又有一些人聚集到篝火旁，人挨着人，大概有一百多，但是全场鸦雀无声，她唱完了，会场停顿了一下，才突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彭登科已经激动得不能自已，他大步走到苏惠贞的面前，把一个刚才听歌时随手用树叶编好的花环戴到了苏惠贞的头上，引得在场的人掌声雷动。彭登科还用英语对苏惠贞说了一句“my dear”，苏惠贞被彭登科突然的举动搞得很被动，小声劝他应注意影响。但彭登科却不以为然地说，我们来延安，就是为了追求自由，为了不受约束，就是要做一个敢爱敢恨和敢想敢干的青年人。苏惠贞不想与彭登科当着那么多人争论革命和爱情的关系，她头也不回地跑到人群里。
彭登科没有动，他说要给大家唱歌，随即他唱了一首延安刚开始流行起来的也是他刚学会的《延安颂》。他用美声唱法唱的，不仅唱得更加好听，而且更有韵味：
夕阳辉耀着山头的塔影，
月色映照着河边的流萤，
春风吹遍了平坦的原野，
群山结成了坚固的围屏。
啊，延安，
你这庄严雄伟的古城，
到处传遍了抗战的歌声。
躲在人群中的苏惠贞看着彭登科，一时忘了刚才他在众人面前给自己带来的尴尬，她望着肩膀宽宽、个子高高的彭登科，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站在她身旁的倪裴说了她一句，你鼓得好带劲呀!苏惠贞听倪裴这样一说，顿时脸颊感到火烧火燎的，她推了倪裴一下，赶紧扭过头去。
苏惠贞是当晚对歌儿会上的一大亮点。彭登科也是当晚非常引人注目的一个，不仅因为他的歌唱得好，还因为他给苏惠贞献了“鲜花”，还有那一句已经有人听见的英文表白。
当然也有人更加注意了彭登科。此人也坐在人群中。他叫严冬山，是社会部的一个科长。他面无表情，一边抽着自卷的烟，一边不错眼睛地盯着彭登科。从他的表情上看，他好像记下了什么。
当天晚上，彭登科没有赶回“抗大”学校，他想明天早起再走，于是就住在了王新语那里。四个人挤在一张窄小的土炕上，每个人都躺得直直，一根棍儿似的。彭登科躺下不久，又披衣起来，他不想睡，也睡不着，就拉着王新语坐在窑洞外聊天。王新语不是特别情愿地走出窑洞。
这是一个繁星闪烁的夜晚，感觉黄土高原离天空特别近，好像伸手就能触摸到。有风吹来，陕北的夏夜，风还是非常凉爽的，篝火早已熄灭，灰烬在风中一浮一浮的，好像在对着夜晚讲述着什么。
话题还是刚结束的对歌儿会。彭登科是一个急脾气，他问王新语，对苏惠贞印象如何。王新语环顾左右而言他，他说今天对歌儿会，没想到来了这么多人。彭登科说，你要不说，我就说了，我对苏惠贞有好感，甚至可以说有些爱上她了。
王新语急忙说，我们来延安，是来革命的，是来全国的抗日中心打日本鬼子的，国民党不抗日，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全国人民，赶跑日本鬼子。彭登科说，你讲得都对，我赞同，但是我说爱情，难道就错了吗?王新语低头不言语。彭登科说，我现在向你声明，我准备追求苏惠贞了，我也看出来了，你其实也是喜欢她的，可是既然你不说，那我就说了。
彭登科见王新语还是低头不语，就又说，我们俩是一同经历过生死考验的人，在土匪窝，在黄河边……王新语急忙抬起头，打着手势，不让彭登科说下去。彭登科说，那我就讲最后一句话，革命我也要，爱情我也要，这就是我的态度。好了，我把心里话全部毫无保留地告诉了你，我要平等地和你竞争爱情，加油吧。彭登科朝王新语做了一个鬼脸。
彭登科进了窑洞。可是王新语却没有回去，他一个人坐在小木凳上，双手抱着双膝，望着夜的天空，一动不动，闪烁的星光使他想起了另一个夜晚。回到窑洞里躺在土炕上的彭登科其实也没有睡着，他也是大睁着双眼，想起来那个不平凡的夜晚。
三
苏惠贞离开西安办事处后，彭登科又苦等了一周之后，沉不住气了。一个月明的夜晚，他捅醒了睡在一旁的王新语，和王新语商量，说要想个办法，快一点去延安，他实在等不了啦，急得心都要飞出去了!王新语与彭登科睡觉时，在大通铺上挨在一起，彭登科也愿意与他挨着，因为王新语睡觉一动不动，特别老实。不像有的人，睡梦中还在高喊着“我要当八路军”、“我要杀敌”的梦话。另外，尽管两个人性格不同，却特别能聊到一起。
王新语是晋北地区的人，说话声音低，带着鼻音。他说我们已经在这里了，就听办事处的安排吧，再说不从陆路走，难道还从水路走?本来王新语就是这样随便一说的，没想到彭登科立刻接过来说，你说对了，我就想从水路走，这几天我问过这里的老乡，他们告诉我，从潼关也可以去延安，我们先到潼关，然后从那里过黄河，过了黄河，再走陆路，这样也能直到延安。王新语问这样可以吗?彭登科说，有什么不可以的?他打听过了，前一段儿时间，有人走过这条路线。彭登科又说，总比在这里等待要好呀，太急人了!
当时彭登科不知道，王新语也不知道，这条路线尽管快，但是有着很大的风险。因为是需要自己想办法，不像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什么事都是组织上安排。再说最大的风险主要是当时的形势。因为当时尽管国共已经合作，决定联合起来，共同抗日，但国民党对去延安的抗日青年，在背地里还是横加阻挠。所以黄河边上的所有船只，都在国民党守河部队的监控之下，一般的民船，也被没收了。从潼关过黄河的人，尤其是青年学生，在那段时间里，都被怀疑成是要去延安投奔共产党的人，要经过严格的盘查，听说还有大批的特务经常在河边出没，随时检查过往的人，有时候随便找个理由，就不让过河，百般刁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