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威尔·安德烈伊奇，”她沉默一忽儿，说，“我们有两年谁也不管谁的事，平静地过下来了。为什么您现在突然想回到旧日去呢？昨天您来侮辱我，弄得我下不了台，”她接着说，提高声音，涨红了脸，眼睛里射出憎恨的光芒，“不过，您该克制自己，不要这样做，巴威尔·安德烈伊奇！明天我递一个呈文上去，他们会发给我身分证，那我就走，走，走！
我要进修道院，进寡妇院，进养老院……。”
“进疯人院！”我忍不住嚷道。
“哪怕进疯人院也成！那倒更好！那倒更好！”她继续叫道，两只眼睛闪闪发光。“今天我到彼斯特罗沃村去过一趟，我羡慕那些挨饿而有病的村妇，因为她们不是跟您这样的人一块儿过日子。她们诚实，自由，我呢，多承您厚爱，成了寄生虫，在闲散中沉沦。我吃您的面包，花您的钱，用我的自由和忠实来报答您，而那种忠实却是谁也不需要的。由于您不给我身分证，我就得保护您的好名声，其实您并没有什么好名声。”
我应该沉默才对。我就咬住牙关，快步走到客厅去，可是立刻又走回来，说：“我恳切地要求您，以后不要再在我的家里聚合这么一帮人，串通一气捣鬼，搞什么秘密活动！我只准许我熟识的人到我家里来，至于您周围的那些混蛋们，如果他们愿意办慈善事业，那就让他们另找地方。我可不允许外人天天晚上在我家里由于能够利用象您这样的精神病人而高兴得大喊大叫！”
我妻子脸色惨白，绞着手，象害牙痛那样不住地呻吟，快步从这个墙角走到那个墙角。我摆一下手，走进客厅。我满腔怒火，透不出气来，同时我又发抖，生怕我一时忍不住而做出什么事或者说出什么话来害得我抱恨终身。我用力握紧自己的手，想借此遏制自己。
我喝了点水，略略定下心来，又回到我妻子那边去。她照先前那种姿势站着，仿佛要拦住我，不让我去碰那张铺在桌子上的纸似的。眼泪顺着她那冷峻苍白的脸慢慢地流下来。
我沉默一忽儿，不再气愤了，沉痛地对她说：“您多么不了解我！您对我多么不公平！我凭我的人格起誓：我原是带着纯正的动机，一心抱着做好事的愿望来找您的！”
“巴威尔·安德烈伊奇，”她说，把两只手放在胸前，脸上现出受苦的、恳求的神情，好象一个担惊受怕的、啼哭的孩子要求免除惩罚似的。“您会拒绝我，这我清楚地知道，不过我还是要请求您。请您强迫自己哪怕一辈子当中只做这一回好事。我请求您离开此地！这是您为挨饿的人们所能做的唯一的事情。您真走开，我就会原谅您的一切，一切！”
“您不该侮辱我，Natalie，”我说，叹了口气，觉得心头突然涌起一股特别的温情。“我本来已经决定走了，不过，在我没有为饥民做一点事以前，我不能走。这是我的责任。”
“唉！”她轻声说，不耐烦地皱起眉头。“您能造出一条出色的铁路或者一座出色的桥，可是为挨饿的人们，您却什么事也做不成。您要明白这一点！”
“真的吗？昨天您责备我冷漠，责备我缺乏怜悯心。您可真是了解我！”我冷笑说。“您信仰上帝，那么请上帝做我的见证，我一天到晚心神不定。……”“我看得出您心神不定，然而这跟饥荒和怜悯毫不相干。
您心神不定，是因为那些挨饿的人没有您也能活下去，因为地方自治局以及一切赈灾的人并不需要您的指导。”
我沉默了一忽儿，好压下我心里的怒火，然后我说：“我来是为了跟您谈正事的。请坐。我请求您坐下。”
她没坐下。
“坐下吧，我请求您！”我向她指了指椅子，又说一遍。
她坐下了。我也坐下，想了想，说：
“请您认真地对待我说的话。您听着。……您出于对人们的爱心，承担了赈济饥民的组织工作。对这件事，当然，我一点也不反对，而且十分同情您。不管我们的关系怎样，我还是准备处处跟您合作。可是，尽管我尊重您的头脑和心灵，……心灵，”我又说一遍，“我却不能容许赈灾的组织工作这种困难复杂而又责任重大的事情完全交给您一个人来承担。
您是女人，您缺乏经验，不了解生活，过于信任别人，意气用事。您让自己被一些您完全不了解的助手们所包围。我毫不夸张地说，在这种情况下，您的活动将不可避免地造成两种可悲的后果。第一，我们县里的人仍旧会丝毫得不到救济。
第二，您不但要以您自己的钱袋，而且要以您的名誉来抵偿您的错误和您的助手们的错误。赈款的滥用和亏空就算由我来补偿，可是谁会把好名声偿还您呢？日后，由于不健全的监督和疏忽，有人散布谣言，说是您，因而还有我，在这个工作上中饱了二十万，难道您那些助手会来帮您的忙吗？”
她不说话。
“我并不是象您所说的那样出于虚荣心，”我接着说，“我是纯粹出于利害上的考虑，免得饥民得不到赈济，免得您失掉好名声，才认为我有道义上的责任干预您的工作。”
“请您说得简单一点，”我妻子说。
“请您费神，”我接着说，“给我看一看到今天为止您已经收到多少捐款，支出多少。此后您天天把每项新的进款或者实物，每项新的开支都告诉我。您，Natalie，再给我抄一份您的助手的名单。也许他们都是十足正派的人，这我不怀疑，然而仍旧需要进行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