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俩沉默了片刻,他忽然像方才那样露出了孩子般的笑容。
“关于脑袋云云,是他读了一本书,自己想出来的,他先告诉我,但是又没有看懂,而我只是在寻找人们不敢自杀的原因,就这样。这反正一样。”
“怎么不敢?难道自杀的事还少吗?”
“很少。”
“难道您这么以为?”
他没有回答,而是站起身来,若有所思地在屋里踱来踱去。
“按照足下高见,是什么原因促使人们不敢自杀呢?”我问。
他心不在焉地看了看我,似乎在回想刚才我们讲了什么。
“我……我也不大清楚……有两个成见,两样东西阻止人们自杀;只有两样;一样很小,一样很大。不过很小的也很大。”
“小的是什么呢?”
“疼。”
“疼?难道在这种情况下……这很重要吗?”
“最重要了。有两类人:一类人自杀是因为悲伤过度,或者是因为恼怒,或者是因为疯狂,或者是死了拉倒,反正一样……这类人起意自杀很突然。这类人很少想到疼,而是突然自杀。可是还有一类人是深思熟虑的结果——他们就想得多了。”
“难道还有深思熟虑后才自杀的?”
“很多。如果不是成见作祟,还可能更多,非常多;我要说的就这些。”
“难道就这些?”
他没有做声。
“难道就没有办法死而不疼吗?”
“试想,”他走到我面前停了下来,“试想有一块巨石,跟一座大厦那么大;它高悬在您的头顶,而您站在它下面;假如它掉下来落到您身上,落到您头上——您感到疼吗?”
“一块巨石像座大厦那么大?当然,很可怕。”
“我不是说可怕,我问的是疼不疼?”
“像座山那么大的巨石,有一百万普特重?不用说,它是绝不会伤人的。”
“它高悬在您的头顶,而您又确确实实站在它下面,您一定会很害怕,怕它掉下来伤着您。任何第一流的学者,第一流的医生,所有的人,所有的人都会非常害怕。任何人都知道它不会伤人,可是任何人又非常害怕,怕它掉下来伤人。”
“那么第二个大的原因呢?”
“地狱。”
“您是说惩罚?”
“反正一样。地狱,仅仅是地狱。”
“难道就没有根本不相信地狱的无神论者吗?”
他又避而不答。
“您也许是以己之心度人之腹吧?”
“任何人都没法以己之心度人之腹,”他又涨红了脸说道,“只有当一个人把生与死都置之度外的时候,才能得到完全的自由。这才是一切的目的。”
“目的?那时候,恐怕谁也不想活了?”
“谁也不想活了。”他坚决地说。
“人怕死是因为他们爱生活,这是我的理解,”我说,“也是人的天性。”
“这样想是卑鄙的,也完全是个骗局!”他的眼睛闪出了光。“生活是痛苦,生活是恐惧,人是不幸的。现在一切都是痛苦和恐惧。现在人之所以爱生活,就因为他们喜欢痛苦和恐惧。而且他们也这么做了。现在人们是为痛苦和恐惧才活着的,这完全是骗局。现在的人还不是将来的人。将会出现新的人,幸福而又自豪的人。谁能把生与死置之度外,谁就将成为新人。谁能战胜痛苦与恐惧,谁就将成为神。而那个上帝还成不了神。”
“那么,依您之见,那个上帝还是有的啰?”
“没有上帝,但神是有的。石头中并不存在疼痛,但在因石头而产生的恐惧中却存在疼痛。上帝就是因怕死而引起的疼痛。谁能战胜疼痛与恐惧,谁就将成为神。那时候就会出现新生活,那时候就会出现新人,一切都是新的……那时候,历史就可以分为两部分:从大猩猩到消灭上帝,以及从消灭上帝到……”
“到大猩猩?”
“……到尘世和人发生脱胎换骨的变化。人将成为神,并发生脱胎换骨的变化。世界要变,事情要变,人的思想和种种感情也要变。足下高见:那时候人会发生脱胎换骨的变化吗?”
“如果大家把生死置之度处,那所有的人就会自杀,您说的变化也许就表现在这里吧。”
“这反正一样。骗局将被粉碎。任何一个想要得到最大自由的人,他就应该敢于自杀。谁敢自杀,谁就能识破这骗局的奥秘。此外就再不会有自由了;这就是一切,此外一无所有。谁敢自杀,谁就是神。现在任何人都能做到既没有上帝也没有一切。可是没有一个人这样做过,一次也没有。”
“自杀的人何止千千万。”
“但是都不是因为这个,都是带着恐惧,也不是为了这个。不是为了消灭恐惧。谁能够做到自杀是为了消灭恐惧,谁就能立刻成为神。”
“也许还没来得及吧。”我说。
“这反正一样,”他以一种平静的自豪感,几乎带着一种轻蔑低声回答道,“我感到很遗憾,您似乎在笑。”过了半分钟,他又加了一句。
“可是我觉得奇怪,不久前您是那么爱激动,而现在又是那么平静,虽然您的话说得很热烈。”
“不久前?不久前是可笑的,”他微笑着回答道,“我不喜欢骂人,也从来不笑。”他又闷闷不乐地加了一句。
“是的,您爱半夜喝茶,但每天夜里您过得并不愉快。”我站起来,拿起了帽子。
“您这么认为?”他有点惊奇地微微一笑,“为什么?不,我……我也不知道,”他突然慌乱起来,“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样,但是我觉得像别人那样我做不到。别人能够想一件事,接着又马上想另一件事。想另一件事我做不到。我毕生都在想一件事。上帝折磨了我一辈子。”最后他以一种令人吃惊的冲动说道。
“如果您不介意的话,请问,为什么您的俄国话讲得并不很地道?难道在国外住了五年,不会说俄国话了?”
“难道我说得不地道?我不知道。不,并不是因为在国外。我一辈子都这么说话……我无所谓。”
“还有一个比较微妙的问题:我完全相信,您不喜欢遇到人,也很少跟人说话。那您现在为什么跟我无话不谈呢?”
“跟您?不久前您是那么文静地坐着,而且您……不过,这也无所谓……您长得很像我哥哥,很像,非常像,”他又涨红了脸,说道,“他死了七年了;他是我哥哥,大许多,大很多很多。”
“想必他对您有很大影响吧。”
“不,他不爱说话,他什么话也不说。我会把您的字条交给他的。”
他打着灯笼把我送到大门口,以便我走后锁门。“不用说,是个疯子。”我在心里认定。可是我在大门口又遇见了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