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在楼梯上就听到他们在大声说话，三个人一齐开口，仿佛在争论什么问题，可是我一进去他们就闭上了嘴。他们争论的时候都站着，可现在霍地全坐下了，因此我也只好坐下。尴尬的沉默足有三分钟无人打破。希加廖夫虽然认出是我，但是他却装做不认识，倒不是对我抱有什么敌意，而是因为他就是这么个人。我跟阿列克谢·尼雷奇微微点了点头，但是没有说话，不知为什么也没有彼此握手。希加廖夫终于开始望我了，但是板着脸，皱着眉，仿佛十分天真地相信我会突然站起来离开他们似的。最后，沙托夫从椅子上欠起了身子，大家也霍地一跃而起。他们没有告辞就走了出去，只有希加廖夫，已经走到房门口了，才对送他的沙托夫说：
“记住，您务必写一份总结。”
“我才不管你们那总结呢，我对任何人都没有义务，关我屁事。”沙托夫把他送走后便关上门，挂上了门钩。
“这帮乌合之众！”他说，瞧了瞧我，似乎露出一丝苦笑。
他面带怒容，我觉得奇怪：他居然先开口说话。过去，通常的情况是，我去找他（不过这很难得），他总是皱起眉头坐到一个犄角上，愠怒地回答我的问话，只在过了很长时间以后才会完全活跃起来，开始谈笑自若。然而每到分别的时候，他又一定双眉深锁，送您出去就像把自己的冤家对头给撵出家门似的。
“昨天，我在这位阿列克谢·尼雷奇家喝茶，”我说，“他好像被无神论弄得神经错乱了。”
“俄国的无神论从来没有超出说俏皮话的范围。”沙托夫悻然说道，他重新点了一支蜡烛以代替原来点剩的蜡烛头。
“不，我觉得这人不像是个说俏皮话的人；他好像连普通说话都不会，更谈不上说俏皮话了。”
“都是些纸糊的人，这一切都是由于思想上的奴颜婢膝。”沙托夫平静地说道，他坐到墙角的一把椅子上，用两只手掌支在膝盖上。
“这里还有仇恨，”他沉默了大约一分钟后说道，“假如俄国不知怎么突然进行了改革，甚至是按照他们的主张进行改革的，而且不知怎么一来俄国突然变得无比富强和幸福，那么首先感到非常不幸的必定是他们。因为那时候他们就没有可以仇恨的人，没有可以唾弃的人，也没有事情可以嘲笑了！这里只有一种对俄国禽兽般的、无休止的恨，一种侵入骨髓的恨……到处是欢声笑语，再也看不到在笑声掩盖下为世人所看不到的任何眼泪了！在俄国还从来没有说过比这些看不见的眼泪更虚伪的话了！”他几乎狂怒地叫道。
“天知道您倒是怎么啦！”我笑了起来。
“而您是个‘温和的自由主义者’。”沙托夫笑道。“您知道吗，”他又突然接口道，“我刚才说到‘思想上的奴颜婢膝’，也许让您笑话了；大概，您会立刻对我说：‘你才是奴才生的家生子哩，我可不是奴才。’”
“我根本无意说这话……您怎么啦！”
“您不用道歉，我不怕您。那时候我还不过是奴才所生，现在自己也成了奴才，跟您一样的奴才。我们俄国的自由主义者首先是奴才，他正在张望：可以给谁擦皮靴。”
“擦什么皮靴？您是不是话中有话？”
“什么话中有话！我看，您在笑……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说得对，我压在一块石头底下，压趴下了，但还没有被压死，还在垂死挣扎；这比喻说得好。”
“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说，您对德国人都入了迷，”我笑道，“咱们从德国人身上毕竟捞到了好处，装进了自己的腰包。”
“拿了他们二十戈比，却把自己的一百卢布拱手相送。”
我们沉默了大约一分钟。
“他这是在美国躺出来的毛病。”
“谁？躺出了什么毛病？”
“我是说基里洛夫。我跟他在那里的一间农舍的地板上躺了四个月。”
“难道你们去过美国？”我很诧异，“您从来没说过呀。”
“有什么好说的。前年，我们三个人用最后一点钱乘上一艘移民船到美利坚合众国去，想亲身体验一下美国工人的生活，想用这样的方式以自己的切身经验亲自检验一下一个人处在最艰苦的社会地位到底是什么状况。我们就是抱着这样的目的到美国去的。”
“主啊！”我笑了起来，“您要‘以切身经验来体验’，还不如在农忙时节到咱们省的什么地方去呢，偏要瞎折腾跑到美国去！”
“我们在那里当工人，受雇于一个剥削者，在他那里的俄国人一共六人——有大学生，甚至还有从自己庄园里跑出来的地主，甚至还有军官，大家到这里来都抱着同样宏伟的目的。于是大家就干活，风里来雨里去，受苦受累，最后我和基里洛夫走了——我们病了，受不了了。那个剥削我们的老板在结账的时候克扣我们的工资，按合同本应给我们每人三十美元，可是他只付给我八美元，付给他十五美元；在那里他们还不止一次地打我们。失业后，我和基里洛夫卧病不起，只能在那个小镇的地板上躺了四个月；他想他的心事，我想我的心事。”
“难道老板还打你们，在美国？这是怎么回事，想必你们骂他了吧！”
“绝对没有。相反，我和基里洛夫立刻认定：‘在美国人面前，我们俄国人不过是不点大的小孩，必须生长在美国，至少也应当跟美国人多年相处，才能与他们平起平坐。’结果怎样呢：买一件只值一戈比的东西，他们却动辄要我们付一美元，我们不但高高兴兴地照付不误，甚至还自以为买了便宜货。我们对一切都赞不绝口：招魂术、私刑拷打、左轮手枪、流浪汉。有一回我们坐车出去，可是一个人把手伸进了我的口袋，掏出我的梳头刷，竟梳起头来；我只能与基里洛夫面面相觑，认定这很好，这做法我们很喜欢……”
“奇怪的是，这些事不仅灌输进了我们的脑海，而且还照此办理。”我说。
“我们都是纸糊的人。”沙托夫又说了一遍。
“不过话又说回来，搭乘移民船远涉重洋，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尽管抱着‘以切身的经验去了解’这种目的，说真的，这样做总必须抱有某种舍身忘我的坚定精神……可你们是怎么从那里逃出来的呢？”
“我写信到欧洲去给一个人，他给我寄来了一百卢布。”
沙托夫说话的时候，按照他的老习惯，两眼一直死死地盯着地面，甚至发火的时候也这样。这时他突然抬起头来。
“您想知道这人的姓名吗？”
“他是谁？”
“尼古拉·斯塔夫罗金。”
他突然站起身来，转过身去面向他的那张椴木写字台，并开始在桌上翻寻着什么。我们这里流传着一则虽然不甚清楚，但却十分可靠的谣言，说他的妻子在巴黎有一段时间曾与尼古拉·斯塔夫罗金同居，而且就在两年前，也就是沙托夫在美国的时候——诚然，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她早就在日内瓦抛弃了他。“既然这样，那他现在干吗还要鬼迷心窍地主动提到他的名字，还大加渲染呢？”我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