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回，我最后一交去找那商人，在他那儿大哭了一场，他说：‘好嘛，’甚至都不听我说话。然而，我必须向你们承认，因为我们没打算在这里长住，所以早就身无分文了。于是我开始点点滴滴地拿衣服去当：就靠典当为生。我们把身上的东西都当没了；她甚至把自己的最后一件内衣都交给了我，见状，我落下了伤心的眼泪。她气得一跺脚，跳起来，自己跑去找那商人去了。这商人的老婆死了，尚未续弦，他跟她谈了一会儿，说：‘您后天五点钟来吧，说不定我有话要对您说。’她回来了，很开心：‘他说，他也许有话要对我说。’唔，我当然很高兴，可是我心里却猛地打了个激灵，我想：该不会闹出什么事情来吧，但是我又不敢问。到了后天，她从商人那儿回来，满脸煞白，浑身发抖，扑倒在床上——我一切都明白了，可是我不敢问。你们猜怎么着：这强盗拿出了十五个卢布，递给她，说什么如果‘我发现您真是个黄花闺女，还可以再添四十卢布’。就这么恬不知耻地当面对她说这话。她对我说，她立即向他冲了过去，要跟他拼命，可是他却把她一手推开，跑进了另一个房间，甚至锁上了门，把她关在门外。然而，不瞒你们二位，说句真心话，我们几乎已经揭不开锅了。我们把一件皮袄，是兔皮的，拿出去卖了，然后她就到报馆，登了一则求职启事，声称，她能教所有的课，并能教算术：‘哪怕每堂课只给三十戈比也成。’我瞧着她那模样，她婶儿，直到临出事前，我心里都觉得害怕；她什么话也不跟我说，她一连好几小时坐在窗前，望着对面房子的屋顶，突然叫道：‘哪怕给人洗衣服，哪怕给人种地，哪怕给人挖土！’——她一跺脚，说来说去都是这么一句话。我们在这里一个人也不认识，几乎根本没人可以求告。我想，‘我们怎么办呢？’可是我始终怕跟她说话。有一回，她大白天地躺在床上，醒了，睁开了眼，望着我；我坐在木箱上，也望着她，后来，她默默地站起身来，走到我跟前，紧紧地、紧紧地拥抱我，这时我们俩都忍不住哭起来，我们坐着，哭个不停，互相拥抱着不撒手。在她的整个一生中，我还是头一回跟她这样。我们俩就这么坐着，直到您家的纳斯塔西娅走了进来，说：‘有一位太太来找你们，打听你们俩。’总共才四天前的事。太太进来了：我们一看，她穿得很讲究，她虽然讲的是俄语，可是却似乎带着德国腔。她说：‘你们在报上登了则启事，说可以补课？’当时，我们见到她都高兴坏了，请她坐下慢慢说，她也笑嘻嘻的，很和蔼。她说：‘不是上我家，而是我侄女家有一些小孩；如果你们方便的话，请上我们家去，那时候我们再商量。’她给了地址，就挨着耶稣升天桥，几号楼，几号房间。说完就走了。奥列奇卡立刻去了，当天就跑去了，怎么样呢——过了两小时回来了，发作了歇斯底里，浑身发抖。后来她告诉我：‘我问看门的：几号房间在哪？’看门的看了看我：‘您找那房间的人想干吗？’这话说得那么怪，本该一听就明白的。可是她说一不二惯了，又没有耐心，她受不了这样的刨根问底和放肆无礼。看门的说：‘您爱去就去吧，’说时伸出一个手指，指了指楼梯，说完就转身回到自己的小木屋去了。
你们猜怎么着？她走进去，刚一打听，就立刻从四面八方跑来了一群女人：‘请进，请进！’——所有的女人都嘻嘻笑着，跑了过来，搽粉点胭脂的，恶心极了，弹着钢琴，把她硬往里拽，她说：‘我本来想甩开她们逃走，可是她们硬不让我走’，这时她害怕了，两腿发软，可她们硬不让她走，她们好言好语地说话，好言好语地相劝，还开了瓶黑啤酒，递给她，请她喝。她跳起来，大声叫骂，浑身哆嗦：‘让我走，让我走！’她冲到房门口，可是有人把着门，她就大叫；这时冲过来一个女的，也就是不久前来过我们家的那女的，打了我的奥莉娅两记耳光，把她推出了门：‘你不配，贱货，你不配住这样的好房子！’而另一个女的还冲着楼梯对她嚷嚷：‘是你自己找上门来求我们的，因为没吃的了，瞧着你这副嘴脸，我们都觉得恶心！’这天一整夜，她都在忽冷忽热地发烧，说胡话，第二天早上，她两眼通红地下了地，走来走去。她说：‘上法院告她，告她！’我没言语：我想，上法院去又能拿什么告她呢，我们又有什么证据呢？她绞着手，走来走去，泪如雨下，嘴唇紧闭，一动不动。她的整个脸从这一刻起直到最后，都变黑了。到第三天，她的症状好了些，不说话，心情好像平静了下来。就在这工夫，在下午四点钟，韦尔西洛夫先生枉驾来我们家找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