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平遥收拾行装，星夜赶往淮安。路远水长，搭车，步行，大船，小船，还蹭过放排人的竹筏子。到了淮安的那天早上，痛痛快快吃了两大碗当地著名的长鱼面，然后一身热乎劲儿去衙门报到。刚开始几年，他庆幸自己来对了地方：有事干，有大事干。洋人知道漕运对于大清国的意义，租界他们圈了，沿海港口他们占了，内陆水道也想要。一条长河肯定是拿不下，但在这河道里塞点自己的东西总是可以的：我的人你得让我走，我的货你得让我运，我要沿河来来回回跑，没事别随便拦着；税少收点，尤其通关时候；载我大英、大意、大奥匈、大荷兰、大法国、大俄罗斯等帝国货物的船，务必要保证最快过闸；地球自西向东转，咱们西方人的时间可耽误不起。谢平遥要干的就是这些，跟着长官和他们谈。翻译的时候他比长官都急，长官表达不到位的意思，他用英语给补足了；洋人闪闪烁烁的话，他给彻底地翻出来，让大人们听着刺耳难受。他的翻译让谈判和交流变得更加有效，三下五除二直奔结果；时间明显缩短了，但也让衙门里的大人和洋鬼子经常莫名地光火。
关于这一点，谢平遥和李赞奇在日常通信中讨论过，究竟何为翻译的伦理。该直译还是意译？在翻译中是否可以补足与完善？谢平遥坚持终极意义上的有效表达最重要。李赞奇不同意越俎代庖，什么叫有效表达？是你的有效表达还是被译者的有效表达？谢平遥写了一封长信跟他理论：你都不知道洋人是多么傲慢和贪婪，他们西方人的时间耽误不起，咱们的时间就耗得起？他们船在咱们水里走，凭什么他们说了算？大船小船、帆船机帆船小火轮都是船，凭什么挂了个洋国旗就可以插队加塞？上帝来到人间，也讲不出这个道理。你也不知道咱们衙门里的这帮窝囊废有多卑微和怯懦，洋鬼子嗓门大一点，他们腰杆就弯下去几度；幸亏没遇上个唱美声的，要不脑袋真要夹进裤裆里了。洋鬼子拍一下桌子，他们能直接尿出来。我要一板一眼照着大人们的意思译，咱们的运河上早就飘满了万国旗。
李赞奇提醒他，长此以往，这活儿干不久。果然，第四年刚过了两个月零三天，顶头上司接上面指示，要对谢平遥委以重任：造船厂更需要他。漕运总督管着文武官员近三百号，还有仓储、造船和卫漕兵丁两万余人；漕运总督部院下辖的造船厂好多家，最大的位于清江浦，距衙门二十里路，谢平遥被派到的就是这里。船厂大，造船上就有点想法，请了几个外国专家对漕船做些现代化的改进，需要翻译人员跟着，保证好他们的生活和工作。到了清江浦，谢平遥才明白，哪里是重用，分明是发配，他被打发到了一个更无意义的位置上。
漕运到了这一天，稍微懂行的都知道没戏了，只是宣判死刑早一点晚一点而已。造船厂也没了劲头，几副漕船的骨架戳在巨大的厂房里，几个月无人问津。因为靠近河边，禽鸟纷纷落户船舱，有一回谢平遥去厂房，对一艘烂尾的漕船狠出了一拳，两只野鸡擦着他的耳朵扑棱棱飞出来。船厂从上到下百无聊赖，唯一进步的技艺是麻将，外国专家都能把这项中国传统娱乐玩得很溜，完全不需要翻译。谢平遥成了一个打麻将都靠不上边的翻译。浑浑噩噩待了一阵子，京城传来消息，有个叫康有为的，发动了十八省千余号举人，联名上书。这是个大动作，不知道真假。但从此他就开始关注这个康有为，和李赞奇等朋友通信，话题也多半离不开这个人。
三年后，他从来淮巡察的京城官员那里得知，京城变法了，领头果然是那个姓康的，还有他的弟子梁启超。这消息让他着实兴奋了一些时候，尽管他一直不喜欢报纸上印出来的康南海照片，胡子的造型让他有说不出的别扭。他给李赞奇写信：真想去京城看看，见证一个伟大时代的到来。李赞奇回信波澜不惊：老弟，矜持点，伟大的时代不是煮熟的鸡蛋，剥了壳就能白白胖胖地蹦出来。又被李赞奇的乌鸦嘴说中了。再次得到变法的消息，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杨深秀、康广仁已经被推到菜市口砍了，康有为和梁启超的通缉令也沿运河贴了一路。不知道他们躲到了哪里。谢平遥为康梁的安危很是担心了一阵子，整个人七上八下地悬着，好像自己也成了在逃犯，生活总也落不了地。好在造船厂旁边有家面馆，隔三岔五早上去吃碗面，热乎乎地下了肚，这一天才能稍稍踏实一点。但饭量明显小了，老板娘亲自下厨做的正宗长鱼面，也只吃得下一碗。
造船厂有官员就有等级，有等级就是个衙门，衙门里所有的规矩大家都心照不宣地遵守。比如，就算屁事没有，大家也都装模作样地上下班。就是打麻将、推牌九，也要去衙门里打，在衙门里推，这是恪尽职守；把牌桌搬回家打，那是渎职。除此之外，就是为虚空中的利益和官阶钩心斗角。所有人都知道漕运日薄西山，造船厂也行将就木，一个个也都在为自己的将来另谋生路和前程，但见到肉丁大的好处还是攥死了不撒手。造船厂里除了上头下来的各种旨意和命令，基本上与世隔绝，依着某种惯性的形式主义在运转。谢平遥时常有悲凉的沦陷感，仿佛内心里长满了齐腰高的荒草，他觉得自己正一寸寸沦陷在丧失了切肤之痛的抽象生活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