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我和大卫躺在火车底下，睡一会儿醒一会儿，醒了就让他教我汉语。车底下凉快。我问他“我爱你”怎么说。他说中国人害羞，不说“我爱你”，他们说“我欢喜你”“我会对你好”。那“嫁给我”怎么说？“跟我走”。跟我走。我一口气默念二十遍。
从前一节车厢底下传来消息，美国公使馆的信使从北京来了。联军赴京的消息在京城引起了震动，各国家的人都在等着我们这些救世主。信使还带来了北京城门分布图和他们认为可行的攻击情报。具体情报我们看不到，级别不够，长官把消息散布下来不过是为了激发我们的斗志：看，你们多重要，加油！温尼格上尉指挥的“格芬”号连被派驻到此地，要建立一个“恩底弥翁号堡垒”那样的“格芬号堡垒”。西摩尔中将的意图很明显，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走，要到处都是我们的人。“格芬”号的水兵现在变成了泥瓦匠，我们看着他们干，看着他们把机枪架在水塔和房顶上，然后猜这个堡垒能坚持多久。情况不容乐观。诸般消息显示，义和团规模之大，完全在我们的想象之外。
那天下午也有高兴事，从天津开来了一列满载补给的火车，有我爱吃的咸肉，有面包啤酒，有各种罐头，有香烟，还有用一个个大土坛子装的饮用水，以及给车厢当顶棚的草席。后两样尤其重要。村里的水井快被淘空了，水质也越来越差。还有一个好消息，可以放心睡几个好觉了，义和团这次干得彻底，把前方的铁轨干脆彻底搬走了。
修复花了三天时间。三天里我和大卫大部分时间都闲着。我给如玉写了一封情书，当然寄不出去，我只是担心见了面很多话说不出口也说不清楚。写完了请大卫帮我翻译，这个半吊子翻译有很多汉字不会写，用了音标代替。三天里还打了一仗，几百名义和团成员突然攻击了格芬号堡垒。当时我们在村里的水井边洗衣服，听见营地附近传来枪声。几天来衣服不下身，都穿臭了，我用了半块肥皂刚把衣服洗干净，想冲个冷水澡，枪响了。我把湿衣服直接套上身，抓起枪就跟着英国水兵往回跑。
到格芬号堡垒，仗已经打完了，水塔上机关枪强大的火力阻止了义和团的进攻，十八个拳民死在堡垒下面。联军死了五个，义和团突袭时他们正在警戒，来不及撤，当场被砍成了碎块。太阳落山，我们为五名牺牲的联军举
行了隆重的葬礼。除了负责警戒，其他人列队站好，先接受长官检阅，然后持枪向死者敬礼。我们提前在车站机车车库前面挖好了墓穴，在英军随军牧师的祈祷下安葬了五名战友。
从恩底弥翁号堡垒传来消息，他们也遭遇了义和团的攻击。在落垡，义和团也没捞到好处，丢下两百多具尸体、几面团旗和两把老枪跑了。但消息中还透露出另外一层意思，那就是跟格芬号堡垒战中大家看到的一样，这群手持简陋冷兵器的中国人，竟如此狂热，他们视死如归的进攻勇气让我们恐惧。在此后多次与义和团的正面战斗与侧面摩擦或观察中，我越发糊涂，看不明白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群人。他们勇猛又怯懦、精明又愚昧、真诚坦荡又虚伪投机、吃苦耐劳又溜奸耍滑、正大庄严又猥琐乖张、秉持公心又贪图私利、热情友爱又冷酷阴险、目力长远又狭隘短视，等等。这些优劣完全背反的品质可以无限地罗列下去，他们照单全收，却又和谐地熔于一炉，装进同一个身体里。
战争分秒必争，半秒钟子弹出膛就是一条人命；但战争又无视时间，我们悬在半道上，每天都为铁路的修复焦虑，时间一天天就过去了。突然传来消息，前方的铁路线修不好了，暂时放弃北上，掉头回天津。我们都很意外，折腾了好几天，白干了。而且刚刚又有一个公使馆的信使从北京来，十万火急地请求救援，说各个公使馆都被义和团围成了铁桶；因为义和团没事就朝公使馆投枪放炮，避难者成千上万人挤在一间安全的屋子里，想顺溜地喘口气都是件奢侈的事。报信的是个中国人，只有中国人在路上跑才可能有点安全保障。前几天日本使馆的书记官杉山彬被杀了，再过两天德国公使克林德也会被一枪爆头，一切非国产的在当下的北京都可能遭受灭顶之灾。信使气喘吁吁地跳下马，据说他的坐骑当时就倒毙在路边；一路狂奔，活活累死了。京津之间，所有电线杆都被义和团砍倒拔掉，电报线悉数切断，传送信息不得不回到马拉松时代。我们要先回到杨村。回去也要重修铁路线，还得提防义和团冷不丁从哪个地方钻出来，一条铁轨隆起来，我们的火车就得停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