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火车上，太阳已西沉，我感到前所未有的疲惫与焦渴，所有神经和肌肉都绷硬了。我找了个地方躺下来。事实上所有人都找地方躺了下来。空间不够，我的腿搭你腰上，你的脑袋枕在我肚子上，一车厢人横七竖八地交叠在一起，没一个人吭声。一个十九岁的英国水兵脑袋抵在我肋骨上，慢慢地，他往上蹿，脑袋钻到了我胳肢窝里。我抬起头看他，他也在往上看我，他的眼睛里有没散尽的惊恐。他说，我杀了一个人。他把右手微微举高，好像上面还沾着血。我把左胳膊打开，让他的脑袋放得舒服一点；我说，我也是。我肯定也杀了一个人，至少。我都能闻到空气里的火药味和血腥气。
军官在铁路边来回走动，高声对我们训话，总结刚才的遭遇战。他认为水兵习惯于海上作战，陆地上战斗还是缺乏经验和训练，接下来的战斗中，大家尽可能把背包放下，轻装上阵，因为来回可能要跑很多路。我对斜躺在我脚边的大卫说，我得带上行李袋，一是随时可能归队；二是，《马可·波罗游记》不能丢。我来中国是做马可·波罗，不是来杀人的。
马可·波罗十七岁那年，跟着父亲和叔叔离开家门，一路往东向中国去。他在中国待了十七年，跟忽必烈成了朋友，在元朝当了大官。他在中国的传奇见闻，激发了欧洲对中国和整个世界的想象力，探险家们由此开辟了新的航路，然后诞生了最初的世界地图。我不羡慕这样的丰功伟绩，也做不来；我只想做我一个人的马可·波罗，运河上的马可·波罗，在水上走，在河边生活；像他那样跟中国人友好相处，如果尚有可能超出他那么一点，就是我想娶一个中国姑娘做老婆。大卫说，从北京回去，要是还活着，他一定借我的《马可·波罗游记》好好读。
快八点，夜晚降临，火车动起来。时间不长，又停下来，通知就地露营。还是野地。北方的野地这一处跟那一处没任何区别。旷野无人，荒草，树林，看不见的知了歇斯底里地鸣叫，月光洒下来都能溅得干燥的大地尘土飞扬。大家都很累，但胃口出奇地差，晚饭不是进不到嘴里去，是眼睛里都进不去。快吃完的时候，食欲才稍稍恢复了一点，好像整个人慢慢活过来了。
没有人散步。有站岗任务的分散到各个角落，要防止义和团摸黑偷袭。没任务的就躺下，睡不着的坐着抽烟。这天晚上抽烟的人明显多起来。我这不抽烟的也从大卫那里要了一根，吸一口，呛得直咳嗽，但把青幽幽的烟雾一缕缕吐出来，那感觉真好。是活着的感觉。而且你完全可以自己证明。
我还跟大卫挨着睡，那个十九岁的英国水兵把防水单子铺在我旁边，他对我笑笑。很多年后我还能想起他羞涩和信任的笑，在月光底下，笑的时候他露出雪白整齐的牙齿。信任得来其实并不难，不过是把胳膊往上抬了抬。这一夜睡得挺好，只有前哨偶尔开枪引发的假警报，没有真正的惊扰和袭击。据说中国人害怕鬼魂，所以义和团不敢在夜里出没。其他影响睡眠的，除了蚊虫的鸣叫和叮咬，就是各自做的噩梦了。
天亮后，车向廊坊缓慢行进。走走停停，沿途铁路和车站完好的没几处，看不见的敌人提前弄坏了它们。修复的难度越来越大。铁路之外又出现新问题，水塔被彻底毁掉，机车没水可加，火车成了一架即将渴死的机器。长官下令，去附近的村庄里寻找水井。
我们带着枪进了村子，街巷里空空荡荡，进了几户人家，也是空的，村民都跑光了。他们肯定听到了风声，也可能是义和团唆使他们离开的。村子里的活物只有带不走的鸡鸭鹅、鸽子和猪，好牵的马牛羊一只都没有。村子挺大，绕了半天也没寻到一处水井，有人就看中了鸡鸭鹅。拧断脖子开膛拔毛烤了吃，想想口水都直流。但长官嘱咐，只找水，切勿节外生枝，口馋的人只能忍。有人在一个竹篮里发现几个鸡蛋，偷偷磕破一只，把生鸡蛋倒进嘴里，吃鸡蛋长官发现不了。大家跟着学，篮子空了。接下来搜寻时，都多了个心眼，看米缸里、柜子中、锅底下有没有藏着鸡蛋等吃食。
然后在一户灶房里，发现了一个瘫痪的老太太，她茫然地坐在蒲团上。因为行动不便，她被留下来。我们做出喝水的动作，她指指锅灶边的水缸。我们摇头，继续做出打水、提水的动作，她指东指西指南指北，完全把我们比画晕了。我让她老人家慢慢说，凭着那点微薄的汉语底子，连蒙带猜，才弄明白她说的大概位置。队长让我们把老太太放在门板上抬到井边。打上来一桶水，让老太太先喝，防止水井里被人投毒。老太太舀起一瓢，从容喝下去。我们回到火车上，找到水井的消息瞬间传到另外的车上，一群人涌进了村庄。等他们从村子里出来，手提肩背的，不仅有水，还有鸡鸭鹅和鸽子，有个美国兵还赶了一头小黑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