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北向南，船顺流而下也艰难。现在还在连通白河的小河里，水浅船重，遇个浅滩就走不动。守船人必须尽全力撑篙，实在撑不动，就得想办法在四艘船之间来回搬运物资。四艘船也尽量不沿同一条航线走，免得一艘搁浅，后面三艘也栽在同一个地方。先前岸上行进的队伍还羡慕我们，走一阵扭头往白河里看，我们还在后头撅着屁股撑船，就开始幸灾乐祸。
除去劳累，守在船上还免不了要悲伤。伤员船上两个英国士兵伤势太重，在夜间死去了。我们把他们抬到岸上，就地安葬。没有音乐，只有随军牧师的祷告，我们举起枪，愿他们在上帝的怀抱中安息。一路上隔三差五遭遇义和团和清政府的正规军，都是陆上的队伍在应付，他们在敌人和四艘平底帆船之间隔离出了一个安全地带。有时能听见枪炮声一阵紧似一阵，那一定是跟正规军交上了火。他们用马拉着轻型的现代五厘米克虏伯野战炮，活动范围相对较大；我们没有马匹，海岸炮只能用士兵拖拽着走。站在船上，能看见双方的炮弹击中了民房，战争所到之处火势熊熊。我们有自己判断战况的参照，看送到船上伤员的数量和频率：来得多来得勤，仗一定打得很辛苦；枪炮响了半天，只送过来几个皮外伤的，那仗应该打得不错。
船上还有一个跟岸上相同的难题，就是饮用水。我们依赖岸上的水源，即使驶进了白河，河水也没法直接入口；战争已经严重破坏了水质，水面经常会漂过一两具义和团成员和无辜民众泡得肿胀的尸体。岸上的战友肩负着到沿途的村庄里寻找水井的重任，有他们喝的，就有我们喝的；有他们喝的，才有我们喝的。
水上也经历过一番惊魂。一发炮弹突然落到我们船上，所有人都闭上眼，我甚至在脑子里转了一个念头：剩下的活着时间够我想一下如玉吗？是颗哑弹。他们忘了把保险丝拧进炮弹里。因为这发炮弹，四艘船警醒多了，但凡有个风吹草动就往半空里看；我们很可能在炮弹的射程内。这种警醒绝不多余，我们身后的那艘船就因为及时撑了一篙，一发炮弹落下时，躲过了一劫。也有怎么躲都躲不过去的，就堵在你脑门上：我们
到了西沽，准备泊船上岸时，聂提督的队伍不同意，用各种轻兵器和重兵器对着我们打。这个时候，我和大卫已经从运载弹药的平底船调离了，正在掌管专门护理伤病员的船。
聂提督不答应，因为西沽武库被联军占领了，而此前清军在军粮城一代的防线也被联军和援军攻克，放谁头上都恼火。占领西沽武库之重大切要，简单地说，如果联军没能侥幸拿下武库，历史很可能得换个写法。说侥幸，完全是因为联军误打误撞发现了这座中方弹药库。联军从杨村撤回，劳师袭远，一路遭遇阻击，补给也跟不上，差不多成了一支疲惫不堪的叫花子队伍。聂士成部队数十万雄兵，再跟上去穷追猛打，联军的日子就没几天了，但联军走了狗屎运，发现西沽武库。看看武库里都装了什么吧：三万八千支曼里克步枪，三千八百万发子弹，德国造的剑、火炮和马克沁机关枪，来自基尔药房鲁德尔的药品和绷带，附说明书的伊斯马赫子弹带，还有几百袋大米和众多优质饮用水。大量库存已经足以让联军心花怒放，弹药库还有无比坚固的城墙，易守难攻，聂士成的军队要攻下这个堡垒，不比重建一个更容易。西摩尔中将做梦都会笑醒的。
我们的平底船在武库城墙下东游西荡，为了躲避那些不长眼的炮弹，有一发击中，我和大卫变成伤员的机会可能都没有，直接见上帝了。那是我这辈子撑过的最危险的船，炮击和步枪的射击像敲鼓一样，天上到处都是子弹。总算找到一个安全角落，武库里联军出来把我们接上了岸，进到武库的大院里。
伤员们被放到百叶窗木板做的床上，身下铺着毛毯，大卫放伤员时被绊了一跤，一屁股坐到毯子上，半天没爬起来。我问他是不是摔伤了，他咧开嘴大笑，说，妈的，大兵的屁股也贪恋这一把肥软的。我和大卫平时帮助救护伤员，紧急时刻也得抱起枪上前线。聂提督的军队企图夺回弹药库，派了二十五个营的兵力过来，一直压着联军打。战事残酷又血腥。幸亏清军的枪法欠佳，要不我们得死伤更多人。一波波进攻都被我们打退了，中国人终于懈怠了。消停了差不多两天，枪声和炮弹没上墙，沙尘暴倒来了几场。到二十五号早上，救援的俄军到了，我们才解了困。第二天凌晨三点，我们拔营离开西沽武库，抬着两百三十名伤员向天津城进发。西摩尔中将让一队英军留下来放火，不给中国人留下任何有用的东西。我们走出不远，弹药库传来撼天动地的巨响。爆炸声一直在我耳朵里回响，走了六个小时到天津，嗡嗡声还没有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