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里台前有一座小桥，聂士成骑马立于桥边亲自督战，聂家军无人敢退。旷日持久地激战，我们都快累垮了，不过好在不断有生力军源源不断地补充进来。聂士成没那么好运气，他的人越打越少。但他率部坚守不退，战马换了四匹，他的两条腿也被枪弹击中，根本站不起来。有一块弹片划破聂提督的肚子，肠子流出来，他塞回去，继续鼓舞和指挥士兵作战。后来，我们的一发炮弹在他身边爆炸，一块弹片从聂提督嘴里打进，从后脑勺飞出来；另一块弹片射穿他前胸，还有一块直接插进了太阳穴。他从马上栽下来，享年六十五岁。
他是我们的敌人，但必须承认，他是我见过的最伟大的战士。那天战火平息，我们一群敬佩他的人为他脱帽致哀。
六月十日晚上，大约七点，在落垡车站不远，我们的火车停下来，前面的铁路桥被义和团炸坏了。车上带的一百名中国苦力和修复铁路的材料派上了用场。苦力们干活，我们在铁路边晚餐、露营。吃面包，还有一点咸肉。没有帐篷，我和大卫把防水单子铺在地上，裹上毯子挤在一起躺下。白天热得要死，夜晚冰凉如水。月光照在那一片大野地上，三列长长的火车被各国露营的士兵们围在中间，有人翻身，有人说梦话，有人打嗝放屁，有人迷迷糊糊爬起来，在离睡觉两步远的地方撒起尿，还有人睡不着，睁大眼看周围和夜空，比如我，我看见中国的月亮旁边有很多中国的星星。装载有意大利士兵的第四列火车还没到。
凌晨四点，起床哨响，空气里有股被露水遮掩的干草气，天看着没有昨天夜里大。咖啡的香味从远处军官们用餐的地方飘过来，我和大卫各咽了一口唾沫。
七点钟开始上路，走走停停，因为需要修复铁路线。中国的苦力都是干活的能手，在民用工程师的指导下，效率很高。当然这也是因为义和团通常只破坏一条铁轨，另一条铁轨的材料可以拿来修复毁掉的那条。
车到落垡之前，最惊悚的是看见一堆尸体，支离破碎地散落在一个烧毁的候车棚附近。查看的士兵回来报，是四个中国铁路官员，可能因为试图阻止破坏铁路，被义和团肢解了，有个人的心还被挖了出来。查看的士兵中有一个当场就吐了，被大家笑话了一通。我随同别人嘲笑时，心脏骤然收缩几下，像被谁突然用手攥紧了。大卫说，我的脸白得像纸。
终于到落垡。来自“恩底弥翁”号巡洋舰上的英国小分队留在落垡，以车站为防守据点，防止义和团攻过来，我们称之为“恩底弥翁号堡垒”。我和大卫随部队继续往北京进发。气温高得能把人烤熟，半空中看过去仿佛在缥缈地燃烧，我们只好找竹棍把席子顶在头上，好歹撑出一片斑驳的阴凉。车厢里本来就挤，还放着补给、弹药和行李，空气被蒸得如稀粥般黏稠。下午六点，正昏昏欲睡，汽笛尖锐地响起。我们重复了警报，迅速集合起来。大批义和团出现了。我们跳下车，几名义和团成员从小树林突然钻出来，大卫迅速拍一下我手中的枪
。他们在我们的射程之内。我几乎是本能地举起枪。我也不知道是否射中了某个拳民，反正那几个中国人十秒之内全躺到了地上，如同被同一阵大风刮断的几棵树。我们穿过开阔地带向一排房子挺进，听声音那里聚集了不少拳民。
第一次实战，大卫也是，我们俩嗓子眼发干。我们被分到一小队，左翼包抄到房子后面，将与右翼二小队一起会合，对防守的敌人发动突然进攻。大卫在我前面，附近有凌乱的枪声响起，我们都弓着腰。绕过房子是一片平地，一群拳民在那里挥动梭镖、长矛和刀剑，做各种古怪的动作。突然撞见这场面，我们大部分人都傻了。如果他们直接抱着刀枪冲过来，或者伏下来对我们开火，我们的反应会比现在要快得多。之前也曾见过义和团成员上蹿下跳，做出癫痫病发作一般生生死死的怪动作，但空闲时候见跟在战场上见不是一回事。这群人戴红色头巾，围巾、腰带、绑腿也是红的。一个拳民突然跳到半空，好像被击中了，直直地落到地上。正在我们奇怪谁射出的子弹，谁竟有能力破了他的金钟罩铁布衫神功，他突然从地上跳起来，复活了。完全是因为被这套舞蹈般的表演惊着了，一小队和包抄过来的二小队至少有十个人同时开了火。梆梆梆，拳民倒了一片。他们握着梭镖和刀剑冲过来，我们又一阵枪响，再倒下去一拨。
跟着后续支援的三小队、四小队也到了，在我们没弄明白他们狂喊乱叫是什么意思时，平地上的拳民全倒下了。血染到白颜色的衣服上是红的，染到头巾、围巾、腰带和绑腿上变成了黑色。我们的小队长从一个拳民胸口处的口袋里掏出一个护身符，一个红色的标牌，绣着四个黄颜色的字：扶清灭洋。据说这个护身符可保他们刀枪不入。队长把被血浸湿的护身符装进口袋里，对着尸体踢了一脚，骂道，妈的，装神弄鬼！我们打算继续往前搜索，身后响起归队的信号。义和团正往下一个村庄集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