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糟糟地上了火车，咣当咣当，四点半左右到天津。天津车站搞了一个盛大的欢迎仪式，能来的外国人都来了。他们很清楚，北京的公使馆出了差错，他们的日子也不会好过。德国人慷慨，对着德国士兵嗷嗷地欢呼，把几百瓶啤酒往他们怀里塞。我们在自己的方队里咽着唾沫，一路的大太阳和飞扬的尘土，喉咙里像干旱的土地裂出一道道口子。意大利人在天津的太少，我只喝到了半瓶水。看欢送会的架势，一时半会儿是走不了，我倚着行李袋又歪着，舒服一会儿是一会儿。走过来一双脚，我抬头，看见大卫对我挤挤眼，我拎起行李袋跟他走。
大卫不知道从哪里弄来六瓶德国啤酒，拉我躲到第一列火车旁边喝起来。火车给我们提供了舒服的阴凉。我跟大卫说，回来咱们再去风起淀。先别想美事，先求上帝保佑你活着回来吧。他对此行很不乐观，兴师动众两千多号人，据公使馆来的消息，这个数还不足以让他们有安全感，希望翻两倍、三倍。怕什么呢？怕人啊，你没去北京？那乌泱乌泱的人，走大街上你想快走几步，都得加塞插队；两千来人进了北京，那也只是雨点落进白河里。还有义和团，他心里也没底，听说那帮人刀枪不入，可以敞开肚皮让你放枪，一伸手把你射出去的子弹给捏住。我听了都犯晕，这些人都他妈什么材料制成的。大卫推论出来的恐怖我太没往心里去，这世界重要的事只有一件，就是去风起淀，推开门神守护的院子，看见如玉。我们俩把六瓶啤酒全喝了。酒精上了头，脑袋里有个小人在转圈。大卫酒量比我好不到哪里，我们俩头顶头枕着我的行李袋，躺在铁轨边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不知道谁先滑进了梦乡。
乱糟糟上车的声音我们竟然都没听见，有人在耳边吹响尖锐的哨声才把我们惊醒。一个英国长官嘴里叼着哨子，满脸坏笑地看着我们。他旁边站着一个等级更高的军官，双手背在身后，两嘴角往下扯，眼光冷飕飕的，擦得乌黑油亮的长筒军靴让他显得更加威武高大。大卫噌地爬起来，双脚并拢行了个军礼，说，中将好！中将？我还有点迷糊，这么大的官？我只听说整个联军的统帅是个英国中将，西摩尔中将。我问大卫，西摩尔？大卫对我咧咧嘴。我的酒立马全醒了，从地上跳起来，也给西摩尔敬礼。报告中将！我说。报告什么？西摩尔的肩膀放松下来，膝盖抖了两下。真没有什么好报告的；我说，报告中将，我要归队了。哪个队的？意大利。
大卫拽着我就往他们的第一列火车走。吹哨子长官说，意大利在后面。大卫说，反正是打仗，在哪辆车上都得打。西摩尔中将用鼻子笑了两声，也是，该活死不了，该死活不了，上车吧。吹哨子的长官说，中将，不妥吧？打仗还分什么你我？都是老子的兵。西摩尔中将说，一会儿见了意大利，跟他们说一声。去过英国吗？我说去过。那就是咱们的人；记住，整个世界都是日不落帝国的，这里，西摩尔中将用腰刀点点地，包括这里。
我就跟着大卫登上了第一列火车。在此后的很多年里，如玉经常会问我，如果没有那几瓶啤酒，如果没有遇到西摩尔中将，如果没跟大卫混在一块儿，而是回到我该坐的第四列火车，我经历的是否就会是另外一场战争？我的一生是否就会变成别一番样子？不会，我跟她说，除非我战死沙场，一息尚存，我还会去找她；不管多憋屈，我一点都不后悔现在的生活。经历过一场漫长的战争、杀戮和抢劫，我知道生命有多卑微和偶然，所以也知道爱有多珍贵，相守有多不容易。
开始我真把战争想得太儿戏，我们在嘻嘻哈哈中开赴了战场。我混在英军、美军和奥地利大兵中间，火车司机是个中国人，他知道我们这群荷枪实弹的外国人要干什么，他就磨洋工，一会儿这地方有问题，一会儿那里出了毛病。他的助手甚至一点点把煤给扔掉，把水给放掉；煤和水没了，火车就得停下来。我们就派人坐在煤水车上监视中国司机。路上我们见到了义和团，他们往枕木上浇油然后放火点燃，有的地方枕木已被烧焦，不少地方正冒烟。我们举枪示意，及时把他们赶走。上头传下话，不到万不得已别开枪，我们的任务是尽快赶到北京。
半路上还遇到中国军队营地，清军抱着枪在哨位上睡着了，只有火车经过时才能把他们吵醒。留着八字胡须、胖胖的直隶提督聂士成骑着高头大马，带一干人马，在四千多人的军营中巡视。差不多一个月后，我在八里台又见到一次聂提督。那天我们转回头攻打天津，联军和清军在八里台决战。那叫一个惨烈，想一下我心都哆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