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上的农民(4)

    不过，偶尔，郭四清也会沿着单一线条走进回忆。那时候，他显得和缓、安静，脸上分布着笑容。他慢慢地在自己的思路上行走，把一件事情讲述得比较清楚。接触时间长了，我把握到一点规律，每当讲到当初身心困顿、深陷麻烦的时候，他的意识就会混乱，两眼散失光亮，整个儿人看起来离心别意，神不守舍。那种情况下和他说话，他只用一两个词，算作一句话，然后坐成一个墩儿，干不刺咧地待着，谈话很难往下进行。

    郭四清确实是个少言寡语的人。他讲，以往，他打的架比说的话多。自从一架打断人家鼻梁骨，赔了一只老母鸡，他送过去；赔了二百六十块钱，他父母一搭儿送到人家里，一回、一回让人家父母亲数落，又听自己的父母亲数落了个够，他觉得“啥事情嘛，这是个，真没意思”，于是就不想再打架。不过打架已经打出了名，远近村子的人们，习惯上还是怕他说不对付就会上手。的确有过，他是用手和脚“说话”。那时，郭四清好说：不行？不行咱们打得看，高低上下，打个结果出来。他总能把别人打到对他表示服帖为止。

    郭四清谈论起打架的话题，语调干净、利落，显出北方常见的横、狠的“淘气英雄”的本色。

    他笑说，一搭儿去搂地毛的人，轻易不招惹他。一说，人家二不愣咋的、咋的……没人敢欺负他。

    那一天，对打架的话题叙谈了很久。

    隔天再聊，是什么季节出发，去了什么地方，怎么样一个过程，他说：“哎呀，想不起来了。”

    我说，你再遇到着急上火的事，会不会动手打架？

    他说，不。不愿意打架。现在脾气没了。

    有几次，我和他妻子劳花聊天，劳花告诉我，头天晚上郭四清接受完我的采访，回去以后不睡，又和她讲了好多那些年月的事。劳花对我说了她能记住的一部分。但等我再和郭四清面对面交谈时，郭四清说：“哎呀，没个甚哇，想不起来了。”仅仅隔了一天，他就想不起来了，又跟原先一样，问一句答一句，而且常常答非所问。为了采访能够继续下去，我改变了一点方式，先和郭四清的妻子劳花聊，再和郭四清聊。带着从劳花那儿听到的点点滴滴，摘要处理以后，请郭四清回忆，从他讲述的事情里面再作追究。采访虽然断断续续的，总算得以进行。我相信，他不是因为顾忌什么而有所保留，是确实记不住那些过往的事情了。

    劳花告诉我，郭四清的头痛病、腰痛病就是那些年月落下了病根。他一年四季喊叫头疼、腰疼、腿关节痛。睡在热炕头，感觉稍微舒服一些，但不解决根本问题。随着年龄增长，疼痛越发严重起来。如果有一点着凉，情形就会变得更糟。郭四清的肠胃也损坏了，见到小孩拉屎，他肚里的东西就往上翻，没完没了呕吐。还有记性不好，也是那些年给生生地吓出来的。原来不是这样，那时候在村里，郭四清学习功课正经比他哥哥强。他哥哥郭子义是他们家唯一的高中毕业生。郭子义受的苦少，所以能上完高中；郭四清上到高一，就不去学校了，他去了草地。一趟又一趟进去草地，落下病根，好身体没有了，好记性没有了……

    劳花说：“真格是患得患失。唉，哪个多、哪个少？人穷没法办，穷人没办法。”

    2001年10月2日，内蒙古察哈尔草原，降温，下雪。

    时隔五个月，我又回到内蒙古。

    晚上8点多，如约去见农民工郭四清。郭四清收工不久，刚吃罢晚饭。一个大一点儿的女孩和一个小一点的男孩正趴住炕沿写家庭作业。灶台根儿，一只低矮的烧火板凳上，坐着郭四清的妻子劳花。她从烧火板凳上站起，过意不去地笑一笑，说：“你们坐哪里呀？”郭四清在一旁搓手，很不好意思，跟着笑。没地方坐，也不便打扰小孩子写作业，我和郭四清出去，坐在院子里随手捡起的砖头上说话。以后又有几次，是去路旁的小吃店，或者去他的亲戚家，聊过去的日子，郭四清记忆中进草原搂地毛的事情。

    随后几天的采访也在傍晚进行，在郭四清收工以后，就是郭四清说的“认灯”以后——郭四清管天黑了，电灯亮了，叫作“认灯”。他说，过去点煤油灯，叫惯“认灯”了，现在还是“认灯”“认灯”的。其实电灯跟人没啥亲近的关系，不像煤油灯，得“认”它，“认”了它才能亮。“认，不是去点一下灯这么一个动作上的事，不全是。”他努力地捕捉“认灯”的含义或者含量。他们家的煤油灯，是他哥哥用完墨水瓶做的，再往前，是他爹用完墨水瓶做的，再往前，是个铜油壶……他们家用过的煤油灯多了，他能记住的是这三种灯壶。灯台是那把铜的、高的，郭四清父亲小时候就用这把灯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