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居高位（第三章 M·V·瓦斯特维克号船）(8)

    “很好，”丹说道，“我觉得或许我能帮助你。但我想知道你的一切，从头谈起。”他朝正在安装照相机闪光灯的迪·维尔瞟了一眼。“我们先照几张相，然后再谈。不要漏掉什么事情，也不必着急，这也不是一两句话能谈清的事情。”

    亨利·杜瓦尔仍疲倦地坐在“瓦斯特维克号”船的餐厅里。

    邮报记者丹是个很有提问口才的人。

    杜瓦尔有时觉得要搞清那记者希望了解什么是很难的。

    他频频发问，并期望着得到明了的回答。而且在杜瓦尔的每个回答都被迅速地记录在摆在他们面前桌上的一叠纸上。那疾速移动的笔尖仿佛把杜瓦尔的一生按先后顺序仔细地再现了出来。然而，他的一生是那样坎坷，哪有什么顺序呢？有的只是互相间没有什么联系的片断。同时很多事情是无法用杜瓦尔那简单的话来表达的，甚至连记住它们发生的情景都很难。

    如果他识字，能用笔和纸象这个记者和其他人那样把脑子里的东西记录下来，那他亨利·杜瓦尔也能把往日的记忆和想法保存下来。并不是一切事情都能长期装在脑子里的，就象把东西放在一个架子上那样，不至于因为它被遗忘而消失，就象他现在正搜肠刮肚企图回忆起的那些事情那样，因遗忘而消失得无影无踪。

    他的母亲曾经提到过送他上学读书一事。她本人在孩提时代受过教育。那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在他能够接受教育之前，他的母亲就去世了。在此之后就无人关心他学些什么，或是否有机会学习了。

    他皱了皱眉，极力在记忆中搜索着往事；想方设法回答记者提出的问题；回忆，回忆，回忆……

    首先是那条船。他的母亲曾对他谈起过那条船，就是在那条船上他降生到了人世。那条船是他出生前一天从法属索马里的吉布提开出的，他确信他母亲曾告诉过他那条船的目的地，但他早已忘记了。而且她还曾告诉过他船上挂着哪国的国旗，但这也被他忘得一干二净。

    他的降生是难产，并且没有医生。他的母亲产后身体十分虚弱，而且还在发高烧。船长命令调转船头，返回吉布提。船一靠岸，母子俩就被送进了一家为穷人开的医院。当时他们很穷，没有什么钱，后来也一直是这样。

    亨利记得他的母亲很善良也很体贴人。在他印象中母亲是很美丽的，但或许这只是他的想象，因为他记忆中的母亲的相貌已经淡漠了。现在每当想起母亲，她的脸就好象是在阴影里，面容模模糊糊。但她把母爱给予了他；这一点他确信自己绝对没记错，因为这是他所享受的唯一的爱。

    他对童年时代的记忆只是些支离破碎的片断，他记得只要有可能，他的母亲就一直在干活，使他们母子俩有个温饱，只是她时常找不到活干。他无法追忆母亲都干过哪些工作，但他记得有一次她当了舞女。母子俩经常四处漂泊——从法属索马里迁入了埃塞俄比亚，首先住在亚的斯亚贝巴，后来到了马萨瓦。有两三次他们艰难跋涉于吉布提与亚的斯亚贝巴之间。

    尽管他们很贫困，但一开始他们与法国人住在一起。后来，由于他们变得越来越贫困了，土人居住区就成了他们的家。在亨利·杜瓦尔6岁那年，他的母亲离开了人间。关于他母亲去世后情况的记忆又模糊不清了。有一段时间，他浪迹街头，以讨饭为生，晚间露宿在他能够找到的洞里或角落里。他从未找过政府；也从未意识到有这个必要，因为在他生存的这个范围里，警察从来就是敌人而不是朋友。

    不知过了多久之后，一个孤寡的索马里老人收留了他。老人住在土人居住区的一所陋棚里。他们相依为命地生活了5年。后来不知什么缘故，这位老人走了。亨利·杜瓦尔又重新陷入只身一人的境地。

    这次他从埃塞俄比亚漂洋过海，来到英属索马里，有活便干。4年间，他几易工作，当过牧羊帮工，看山羊的人和船工。他用他那极为可怜的微薄工资勉强维持着朝不保夕的每日生存需要。

    在当时和后来一段时间中，穿越国境线对亨利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众多的家庭拖儿带女地移居他国，以至于边防哨卡上的官员们很少一个个仔细地过问小孩。那时他只要混在一家人中，就能不引人注目地混过哨卡。慢慢地，他干这种事情越来越在行了。即使在他十七、八岁时，由于他那瘦小的身材，干这种事情也还是很顺利。他曾跟随着一些阿拉伯游牧民经常穿越国境线，直到他20岁那年，他第一次在法属索马里的边境线上被截住，并被撵了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