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妻子站在原地不动，也没回过头来，光是斜起眼睛跟踪我的动作，从她的神情看来，好象我衣袋里藏着尖刀或者手枪似的。
“伊凡·伊凡内奇，您好歹带我去打一回猎吧，”我接着柔声说。“我会十分十分感激您的。”
这时候有客人走进客厅里来。他是一位我不认识的先生，年纪四十上下，又高又壮，头顶光秃，生一把淡黄色大胡子和一对小眼睛。凭他肥大而有皱褶的大衣，凭他的风度看来，我觉得他是个教堂里的诵经士或者教员，可是我妻子向我介绍说，他就是索包尔医师。
“跟您相识很高兴，很高兴！”医师用男高音大声说，紧紧握住我的手，天真地微笑着。“很高兴！”
他在桌旁坐下，拿起一杯茶，大声说：
“您这儿或许有罗姆酒或者白兰地吧？劳驾，奥丽雅，”他对使女说，“到柜子里找一下。我冻坏了。”
我又在壁炉旁边坐下，看着，听着，偶尔在大家谈话当中插一句嘴。我妻子对客人们做出殷勤的笑脸，尖起眼睛盯住我，如同盯住野兽似的。有我在场，她觉得苦恼，这在我心里引起嫉妒、烦恼和有意使她痛苦的顽强愿望。我暗想：我的妻子啦，这些舒适的房间啦，壁炉旁边那一小块暖和地方啦，本来都归我所有，而且很久以来一直是我的，可是不知什么缘故，这个头脑昏聩的伊凡·伊凡内奇或者索包尔对这些东西倒比我有更大的权利。现在我不是站在窗口看到我的妻子，她就在我身边，在普通的家庭氛围中，而这种氛围是我眼前上了年纪的时候所需要的。尽管她恨我，我却恋着她，就跟从前我小时候恋我的母亲和奶妈一样。我觉得虽然如今我临近老年，可是我比以前更纯洁，更高尚地爱她了。也正因为这个缘故，我才想走近她，用鞋后跟更加使劲地踩她的鞋尖，让她吃一下苦，同时我却微微地笑。
“叶诺特先生①，”我转过身去对医师说，“我们县里有几个医院？”
“索包尔，……”我妻子纠正说。
“有两个，先生，”索包尔回答说。
“那么每个医院里一年要死多少人？”
“巴威尔·安德烈伊奇，我有话要跟您讲，”我妻子对我说。
她向客人们告个罪，走到隔壁房间去了。我站起来，跟着她走出去。
“您马上回到楼上您的房间去，”她说。
“您太无礼了，”我说。
“您马上回到楼上您的房间去，”她又尖刻地说一遍，带着憎恨的神情瞧我的脸。
她站得那么近，要是我略微弯下一点腰，我的胡子就会碰着她的脸。
“不过，这是怎么回事？”我说。“我什么地方忽然出毛病了？”
她下巴开始发抖，匆匆忙忙擦一下眼睛，顺便照了照镜子，小声说：“老一套又来了。您，当然，是不肯走的。好，那也随您的便。我自己走，您留在这儿好了。”
她带着果断的脸色回到客厅，我呢，耸动着肩膀，极力做出讥诮的笑容，也回到客厅。这儿已经来了新的客人，是一位上了年纪的太太和一个戴着眼镜的年轻人。我没有跟新客人打招呼，也没有向旧客人告辞，就走回我的房间去了。
自从喝茶的时候出了点事，后来在楼下又接连出了一些事以后，我心里才明白：近两年来我们已经开始淡忘的我们那种“家庭幸福”，由于一些微不足道的无聊原因，如今卷土重来了。不论我或者我的妻子，都没法制止自己。我依据往年的经验来下判断，这种憎恨一旦爆发，明天或者后天就会出现一种可憎的局面，打乱我们生活的全部秩序。我开始在我那些房间里走来走去，同时暗想：这样看来，这两年我们并没变得聪明点，冷静点，沉稳点。这样看来，又要有眼泪啦，嚷叫啦，咒骂啦，皮箱啦，出国啦，然后就是连绵不断的、病态的恐惧，生怕她在那边，在国外，跟意大利或者俄国的花花公子相好，玷辱我的名声，随后又是我拒绝给她身分证，又是信札往返，又是彻底的孤独，又是对她的想念，于是，五年之后，我衰老，头发灰白了。……我走来走去，暗自想象一种不可能的事：她又漂亮又丰满，搂着一个我不认得的男人。……我这才相信，这种事是势必要发生的，就抱着绝望的心情问自己：为什么过去，在长年的吵架当中，我没有一次对她提出过离婚呢？或者，为什么她当时没有一下子离开我，从此不回来？为什么？如果是那样的话，现在我就不会对她眷恋，不会有憎恨和不安，我就会平心静气，什么也不想，专心做我的工作，过完一辈子了。……一辆挂着两盏灯的马车驶进院子，随后又来了一辆由三匹马拉着的、宽大的雪橇。显然我的妻子在举办晚会。
午夜以前，楼下一直安安静静，我什么也没听见，可是到了午夜，椅子纷纷挪动，餐具玎珰乱响。这样看来，楼下开晚饭了。后来，椅子又纷纷挪动，我隔着地板听到一片喧哗声，他们似乎在欢呼。玛丽雅·盖拉西莫芙娜已经睡觉了，整个楼上只有我一个人。客厅墙上挂着的那些肖像画上，我的祖先们，那些渺小而残忍的人，瞪起眼睛瞧着我。我书房里那盏灯映在窗玻璃上，不愉快地眫着眼。我对楼下的种种情形生出又羡慕又忌妒的心情，一面听一面想：“我是这儿的主人，只要我有心，我就能在一分钟里把这伙可敬的人统统赶走。”可是我知道这是胡思乱想，我没法赶走任何人，“主人”这两个字毫无意义。人尽可以随自己的高兴，认为自己是主人，结过婚，有钱，担任少年侍从，可是却不知道这有什么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