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效忠于大人的亡命徒
一个跪倒在您脚下的业已悔悟的自由思想者
Incognito
冯·连布克解释，这封信是昨天出现在门房里的，当时门房里没有一个人。
“那您对这事是怎么看的呢？”彼得·斯捷潘诺维奇几乎粗声粗气地问道。
“我认为这是一封含血喷人的匿名信，旨在取笑本人。”
“很可能就是这样，但是瞒不过您的眼睛。”
“主要是我觉得这样做太笨了。”
“那您在这里还收到过什么含血喷人的东西吗？”
“收到过两次，都是匿名信。”
“那当然，他们是不会署名的。写法不一样？笔迹也不一样？”
“写法不一样，笔迹也不一样。”
“跟这封一样，十分可笑？”
“是的，十分可笑，而且您知道……还十分卑劣。”
“唔，既然有过两次，那可以肯定现在也一样。”
“主要是因为做得太笨了。因为那些人是有文化的，肯定不会写得这么笨。”
“可不是。可不是吗。”
“假如真有人确实想要告密，那怎么办呢？”
“不可能。”彼得·斯捷潘诺维奇冷冷地断然道。“什么叫让第三厅来电和领津贴？明明是含血喷人。”
“是的，是的。”连布克有点不好意思。
“我说，您把这事交给我办得了。我一定给您找出来。在没有找到那些人之前，先把这家伙找出来。”
“那您把这封信拿去吧。”冯·连布克稍许动摇了一下之后，同意道。
“您给什么人看过吗？”
“没有，那怎么成呢，没有给任何人看过。”
“也没给尤利娅·米哈伊洛芙娜看过？”
“啊，绝对没有，看在上帝分上，您也别给她看！”连布克害怕地叫道，“她会受到很大震动……会对我大发脾气的。”
“是的，您会头一个挨骂的，她会说，既然有人给您写这样的信，那是您自找的。我们知道女人的逻辑。好了，再见了。说不定再过两三天我就能把这个写信的人给您押来。主要是别忘了咱俩的约定。”
四
彼得·斯捷潘诺维奇这人也许并不笨，但是那个苦役犯费季卡说得对，他“会自己编造个人出来，然后跟这人打交道”。他离开冯·连布克之后充满信心，起码有六天把这个人稳住了，而他极其需要这个期限。但是他的这一想法是错误的，而这一切仅仅是因为他从一开始就一劳永逸地给自己编造了一个安德烈·安东诺维奇，认为他是一个完全缺少心眼的大傻瓜。
就像每个内心痛苦而又多疑的人一样，安德烈·安东诺维奇在每次刚刚摆脱一无所知的状态后总是快乐地过于轻信。事情出现了新的转机，他总往好处想，尽管又出现了一些复杂的麻烦事。至少，老的疑惑逐渐烟消云散。再说，这几天他也实在太累了，他感到自己是如此心力交瘁和孤立无援，他渴望得到心灵的平静。但是，唉，他又得不到平静了。长期客居彼得堡在他的心灵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新的一代”见诸官方材料的、甚至秘密的来龙去脉，他是相当清楚的——他是一个很好奇的人，常常收集传单——但是传单中最重要的观点他永远也弄不明白。现在他就像在森林中迷了路：他凭自己的全部本能预感到，在彼得·斯捷潘诺维奇说的那番话里包含着某种彻头彻尾的无稽之谈、胡编乱造和自相矛盾的东西，“只有鬼知道这‘新的一代’到底发生了什么，只有鬼才知道他们到底在干什么！”他想道，越想越糊涂。
而这时候好像故意给他添乱似的，布卢姆又把头伸了进来。在彼得·斯捷潘诺维奇来访的整个过程中，他一直坐在不远的地方等着。这位布卢姆甚至是安德烈·安东诺维奇的一房远亲，但是他一辈子都对这事小心而又胆怯地隐瞒着。我要请读者见谅，我想在这里给这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稍微说上几句话。布卢姆是“倒霉”的德国人这类奇怪的人中的一员——他之所以“倒霉”，完全不是因为他极其无能，可就是不知道因为什么。“倒霉”的德国人并不是无稽之谈，而是确实存在的，甚至在俄罗斯也不例外，而且有他们自己的类型。安德烈·安东诺维奇一辈子都对他抱有一种最令人感动的同情心，而且，只要他办得到，随着自己的职务升迁，处处提拔他，让他做他主管部门的幕僚；但是布卢姆到处不走运。不是这位置经过调整划归编外，就是换了上司，要不，有一回差点跟其他人一起被扭送法庭。他办事认真，有条不紊，但是有点过于阴阳怪气，这既无必要，也对他自己有害；他红头发，高个儿，驼背，一副晦气脸，甚至多愁善感，尽管他一向逆来顺受，可是却像犍牛似的倔强和执拗，而且倔得永远不合时宜。他和他的妻子儿女（他儿女众多）多年来对安德烈·安东诺维奇一直抱着一种极其恭敬的依恋之情。除了安德烈·安东诺维奇以外，从来没有一个人喜欢过他。尤利娅·米哈伊洛芙娜一上来就认为他是个废物，但是又拗不过她丈夫的固执。这是他俩头一次夫妻口角，而且这事发生在他俩婚后不久，还在他俩欢度蜜月的头几天，这时布卢姆忽然暴露在她面前，而且还暴露了他跟他有亲戚关系这个气人的秘密，而在此以前一直是小心翼翼地瞒着她不让她知道有这么个人的。安德烈·安东诺维奇合掌当胸地央求她，感人地向她叙述了布卢姆的全部身世以及他俩从小的友谊，但是尤利娅·米哈伊洛芙娜却认为她受到了奇耻大辱，一辈子也洗不清，甚至还气得昏了过去。冯·连布克对她寸步不让，并宣称，不管世界上发生什么事，他是绝不会抛弃布卢姆的，也绝不会让他离开自己，因此最后她在惊讶之余只好低头服输，允许布卢姆存在。不过两人商定，他们的亲戚关系要比以前更加小心翼翼地隐瞒下去，甚至布卢姆的名字和父称也要更改，因为不知道为什么他也叫安德烈·安东诺维奇。而布卢姆在敝城跟任何人也不套近乎（只除了一个德国药剂师），也不去拜访任何人，而是按照老习惯，过着深居简出的节俭生活。他早知道安德烈·安东诺维奇有爱好文学这个小小的毛病。他常常被他召去听他秘密朗诵他的小说，就他俩在一起，而他则经常像根柱子似的坐在那里，而且一坐就是连续六小时；他浑身冒汗，抖擞起精神，竭力不让自己打瞌睡，而且还得佯装微笑；直到回到家以后才能对他那长脚的黄脸婆妻子叹叹苦经，谈到他们的恩人爱好俄国文学的这一不幸的弱点。
安德烈·安东诺维奇痛苦地望了望走进来的布卢姆。
“布卢姆，请您让我安静一会儿吧。”他用惊慌的口吻急促地说，显然不想恢复因彼得·斯捷潘诺维奇的来访而被打断的方才的话题。
“然而，这也可似非常微妙地、完全不事声张地安排好的；反正您拥有全权。”布卢姆毕恭毕敬同时又十分固执地坚持着方才的观点，他拱肩驼背，迈着碎步越来越逼近安德烈·安东诺维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