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找谢仰止。”
“谢仰止？谁啊？”应该是门卫，用的是跟我祖父祖母一样的方言。
“退休演员。”
“退休了我哪知道。”
“唱过《樊梨花点兵》和《皮秀英四告》。”
“这两出戏我也会唱。”
“你们的退休职工，联系方式总该有吧？”
从大厅里走出来个领导模样的中年男人，跟我说办公室的人出去开会了，换个时间再来。退休人员的联系方式在办公室那里。听说我找谢仰止，说：“老谢啊，去古虹桥边的周信芳故居找。这老家伙改唱麒派了。都天庙街隔壁。”
打车去周信芳故居。想起我祖父祖母两人在北京，吃过饭就往机器前一坐，雷打不动听周信芳。周先生中气十足略带沙哑的嗓音，听得老两口摇头晃脑、摩拳擦掌。开始是唱片机，后来是转磁带的录音机，然后是影碟机，恨不能一天二十四小时单曲循环。《徐策跑城》《萧何月下追韩信》《鸿门宴》，听多了我都会唱了。小学五年级，跟同学打赌，夏天晚上钻进北大，从未名湖博雅塔那头往翻尾鱼石处游。看谁先抓到鱼尾，输了在联欢会上表演节目。我输了，就唱了《追韩信》经典的那段，从“我主爷起义在芒砀”到“撩袍端带我把金殿上”。唱的时候心里还打鼓，担心顺不下来，过去只是听，从没试过。竟然没怎么走板就唱下来了。为达到周先生的效果，我粗着嗓子吼，唱完了再说话，嗓音更像周先生了。
周信芳故居在河边上。转过一座小桥，一个古朴典雅的小院，院门上方的匾额上题写着“周信芳故居陈列馆”。1895年1月14日，周信芳出生于此。六岁离开这里，随唱青衣的父亲周慰堂去杭州，师从陈长兴练功学戏。故居里藏品不多，以图片资料为主，陈设也简单；院子前后植了丰肥的芭蕉和藤萝，显得蓬勃兴旺。现在主要是京剧票友雅集和日常吊嗓子的好所在。都傍晚了，闻得到街巷里晚饭的香味，小院里还在咿咿呀呀地唱，京胡、板胡交替响。有唱《贵妃醉酒》的，有唱《借东风》的，有唱《四郎探母》的。有唱的就有听的，时不时一团叫好。
我问了一个看热闹的大爷，说谢仰止刚走，晚饭后还会再来。他们像上班一样每天来，只是上班时间各有讲究。大爷说，我堂伯每天半下午来，听一阵唱一阵，回家吃晚饭，饭后遛一圈，拐个弯又来了，一直到故居小院关
门。我堂伯是个人才，唱了一辈子淮海戏，退了休改唱京剧了，还专攻麒派。要不说那剧团领导提起他，五味杂陈地“老谢”呢。在淮海剧团里潜伏了几十年。我找了个马扎坐下，等。
一等不来，二等还不来。我又问那大爷，大爷说，这就该来了。再问；应该很快就到了。弄得我也不敢走，怕前脚走，我堂伯后脚来了。实在饿得心抖肝颤，那会儿天黑过好几个钟头了，我打算第四次问那大爷，大爷早回家了。票友只剩下四个：一个唱的，一个拉二胡的，外加俩看客。我连看客都算不上，就是个找人的。谢仰止这会儿没准已经睡着了。我出了小院，哪里灯光亮堂就往哪里走，见到头一家小饭馆就进去：一碗长鱼面，两瓶啤酒，半斤猪头肉。
吃舒坦了，跟麒派京戏听舒坦了，是同样的舒坦。我抱着肚子出了小饭馆的门，找块石头坐在路边，抽了两根烟。
这是我祖先的城市。父亲说，落户淮安的第一代先祖叫谢平遥，在漕运总督府衙门里当翻译，相当于现在的公务员。后来这位平遥公去了清江造船厂，这地方现在连遗址都找不到了。平遥公在造船厂也没待几年，辞去公职，沿运河北上到了京城。也没待多久，开始跟一群士人举子追随康梁改良的余绪，其后拥护革命党，接下来反对袁世凯。在北京待了十几年，袁世凯称帝前，点名要灭掉他。平遥公地位名望应该很一般，反正我在相关的史料中没见过“谢平遥”这个名字。但谢平遥英语好，据说后来自学了意大利语，法语、德语也通一点，起码吃喝拉撒日常交流应付得过去，这在一百年前绝对是难得的人才。那时候的清政府和袁世凯不怕中国人，怵的是外国人，就怕洋人说三道四。我先祖平遥公有能力把洋人的说三道四翻译成汉语给中国人听，所以他们很讨厌他，觉得他也挺重要，悬了赏金要他的人头。这都是我祖父说的。说起自己祖父的脑袋很值钱，我祖父十分得意。
但是平遥公最终还是回了清江浦，至于原因，我祖父语焉不详。有时候说为了逃命，人家悬赏了嘛，在北京混不下去了；有时候又说受了刺激，心灰意懒，回老婆孩子身边养老了。究竟什么刺激他又说不清，但是有一件事我祖父言之凿凿，那就是平遥公写过不少关于运河的文章，用宣纸和毛笔，竖着从右往左写，他小时候亲眼见过。我认为有一定的可信度，首先有目击者，我祖父；其次，寓居北京的那些年，平遥公隔三差五会回清江浦，大河上下来来回回总得有个一二十趟吧，一连数日困在船上，书读累了只能盯着水看，想不成专家都难。回淮省亲的次数，有平遥公的儿女数量为证；我祖父回忆，他祖母前后怀过十二个孩子，虽然活下来的没几个。就算高祖母土地肥沃，那也得高祖父去播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