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是，依然没有什么资料可以证明平遥公是研究运河的专家。我祖父到老了，某日在家看电视里周信芳的录像。抗日期间，周先生为救亡募捐，到北京演出，一路有意大利记者随行采访，我祖父突然冒出来一句：
“哎呀，我爷爷当年陪过一个意大利人来过北京！那是个运河专家！”
那又怎样？陪意大利运河专家来北京，不等于他也是运河专家。
“也是啊。”我祖父抹着他那已经掉光了头发的脑袋，想得十分用力，“可是，你太爷爷写的那些文章跑哪儿去了呢？”这话是跟我父亲说的。
那时候我父亲还是研究所里的科研骨干，尚未培养起跟年轻妇女跳舞的兴趣，回到家就在草稿纸上列各种奇怪的算式。我父亲说：“没准‘文*’时被抄家抄没了。”
“当时咱们家住在偏远的河边，周围一大片野地。”祖父又使劲儿想了想，“没抄出啥啊。他们嫌远，不愿去。那时候你太爷爷八十了吧，每天坐在太阳底下，守两块碑，有人求字，他就拓一张给人家。像个慈祥的弥勒佛，人缘好极了。”
“拓碑干吗？”我问。
“你高祖父字好，街坊邻居没事就来求一幅，装裱后挂家里，或者当礼物送人。老爷子来者不拒。八十岁写不动了，就写了龚自珍的两首诗和一篇文章，找人刻到碑上，谁再要字，他就拓了送人。”
“免费？”
“当然。奇怪的是，碑刻好后，求字的人却少了。经常在太阳底下坐两三天，也送不出一幅字。”
“碑呢？”
“早不知被谁砸了。没人求字也有原因，乱了，运动了，谁还有心情看字。”
“那我高祖父后来呢？”
“死了。中午我去叫他吃饭，他坐在太阳底下的藤椅里，头歪在右边的肩膀上，气都没了。医生说，嗓子眼里有痰，堵上了，一口气没上来。旁边就是写了龚自珍诗文的两通石碑。”
我和父母都不吭声。老祖宗死了，我们觉得应该沉默一下，以寄哀思。祖父对我们安静表示诧异，问我们怎么了。
“高祖父死了啊。”
“死了就死了。谁不死？”祖父说，“我跟你说，望和，我最高兴的一件事，你知道是什么吗？”
我们都看着他。我们知道他马上就会公布答案。自问自答是祖父老了以后最重要的交流方式。
“就——是，”祖父的声音像坐上了秋千，“你爸爸跟你高祖父一样，也来到了北京！”
坐在淮安的街头上，我还能想起祖父说这话的表情，两眼突然变得比光脑门还亮。好像他儿子来北京不是普通的求学和工作，而是跟一群人平地建起了一座北京城。
祖父已经故去有年，如果他老人家还在，知道我现在正做《大河谭》，成了半吊子的纸上运河专家，没准这会成为他“最高兴的第二件事”。在他老人家看来，能在运河的问题跟高祖父保持一致，那也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差不多等于运河是咱们谢家人开凿出来的。
坐在祖先的城市里，我不觉得陌生，当然也不觉得熟悉。很小的时候来过，被大人抱在怀里，黑眼珠也滴溜溜地乱转，什么都没记住。我又抽了两根烟，决定明天去找清江拖拉机厂。
第二天睡到自然醒，打了114电话查询，又上网搜索，确定清拖萎缩成一个小企业，迁到了城东南的开发区。在北京生活惯了，到哪个城市打车都不觉得远，安心地看出租车计价器上的数字在跳。跳到三十八块钱时，停下来。当年中国拖拉机制造业的三大巨头之一，如今变成了一个袖珍的门脸。我在门口抽了一根烟才进去。在祖父和父亲的描述里，清拖何等风光，大得足以自成一个帝国，你可以三百六十五天在厂区里不出门，社会主义的美好生活一样也不会落下你。必须抽一根烟才能弥合这个心理落差。
留守处的工作人员也在抽烟。五十岁左右，上个星期的胡子到现在都没刮，烟雾从胡楂中间穿过，给我一种生活兵荒马乱的感觉。他对每一口烟都无比迷醉，吸入时用力，像在吸世界上最后一口氧气；吐出时嘴巴大张，每一颗黑灯瞎火的坏牙都数得出来。他坐在一把木椅上，让我写出堂叔的名字。
谢仰淳。
他把嘴撇开来，歉疚地摇摇头，没印象。
“退休了。”
“退休了啊，我说呢。”他如释重负，狠狠地抽一口烟，好像退休了不认识不算渎职。
我递给他一根苏烟。到了江苏要抽老家烟。
“我帮你查查，”他起身去背后的一个柜子里翻找。半根烟工夫，他说，“想起来了，想起来了。谢仰淳，就是被车轱辘砸死的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