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波罗一身泥水躺在椅子上，说：“他是意大利人？”
“列奥纳多。老家罗马。” 西雅图牧师说，“你刚才叫谁？费德尔？”
小波罗闭上眼，呻吟声瞬间大起来。
西雅图牧师找来他的美国同事，那人懂点医术。当然是用西医的方式和药品给小波罗作了伤口消毒处理，但他没能力缝合。好在伤口比刚被刀划开时要小。包扎好后，他建议去找专业大夫缝合。那天下午的造访就这么匆忙结束了，小波罗都没来得及把其他四个外国人的长相看一遍。孙过程四人抬着他急匆匆回到船上，以最快航速往下一个大码头走。
好在大码头上从来不缺大夫，就跟不缺算命和帮人代笔写信的先生一样。到了“回春堂”天彻底黑了，大夫把回春堂里所有灯和蜡烛都点在他的手术室里。大夫年龄不算太大，但眼神不好，规矩也多，平常是绝不在晚上见血的，天大的事也要等到天亮再说。小波罗是洋人，算特事特办。灯光照亮了墙上挂的一块匾，上面刻着“悬壶济世”四个颜楷大字。所有的大夫好像都是慢性子，这个姓方的大夫把绷带打开，左看右看，这里碰碰那里戳戳，涂涂抹抹之后才开始缝合。缝合时慢悠悠地说：
“伤在这个地方好啊，省得你们洋人整天在咱中国地盘上挺腰凹肚。跟他说，以后走路谦虚点，要不还得裂开。原样译啊。”
谢平遥真就原话译过去了。
小波罗牙缝里嘶嘶啦啦地抽冷气，说：“跟他说，我早学会谦卑了。”
谢平遥再原话译给方大夫。
“这就好。”方大夫把眼睛凑到伤口上，“那我给你缝仔细点。”
又得在床上躺着了，小波罗抽了两天的烟才稍稍平复下来。船继续走，走得甚至更快，反正没事大家也都不需要下船。小波罗把自己关在卧舱里，尽管有个窗户敞开来通风，谢平遥乍一进去还是被烟雾熏得眼泪汪汪的。小波罗想明白了，他请谢平遥帮忙把床头的烟灰倒掉，然后把沿途搜集到的跟运河相关的各类书籍读给他听。边译边读。他说不能让时间荒废了。书听累了，就听谢平遥讲运河，知道什么讲什么，知道多少讲多少。谢平遥讲累了，让孙过程、邵常来、老陈一家，还有跟在船后的两个士兵接着讲。在他们讲述的过程中，躺在床上的小波罗随时提问。从临清地界一直到天津，小波罗主要是通过这些方式来了解运河的。他喜欢一句中国话：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万里路走不好，就听别人讲述他们的万里路；书读不足万卷，就听书，听别人讲他们的读书和故事。他也只能听到这里，过了天津身体每况愈下，经常陷入严重的抽搐和高烧昏迷状态。
从临清到天津，就航行来说，是小波罗从杭州出发以来，走得最快的一段。中间除了找医生、采办日用品、必要的休整，和因为夏季的风雨不得不停下来，其他时间他们都在行船。最多一天走了二十一个小时，老陈和大陈小陈轮流掌舵。这一段航程，若干年后谢平遥他们回想起来，第一感觉就是赶路、赶路、赶路，一路走得飞快；第二个感觉与第一个完全相反：慢，慢得不得了，慢得所有人都焦虑、揪心、惊慌失措。
小波罗的伤口不像上次那样，慢慢愈合，而是三天之后出现发炎症状。发红，越来越红。开始以为是天热，伤口通风不够，晾开来；又等两天，已经不是红的问题，出现了白中泛黄的脓点。船停下来去找大夫。大夫没当回事，做了消炎处理，开了方子，按剂量服药即可。继续走。药不管用，伤口在恶化。红肿的化脓面积在大幅度增加。小波罗开始出现高烧、畏寒、身体的某些部位会突然疼痛等症状。饭量大大减少，经常饭菜端过来，看一两眼就饱了。邵常来拿出平生所学做出的麻婆豆腐，他也没什么兴趣。
到沧州，找了一个在当地相当著名的郑大夫。此人曾在南洋念过两年医科，对外穿长衫，回到诊所就一副西洋打扮，天再热也要穿上白大褂。他断定小波罗得的是败血症，这种病在过去也叫脓毒血症、菌血症。他把从南洋带来的英文版医书找出来，翻开给小波罗和谢平遥看，逐条对照，多数症状都吻合。他对自己的诊断相当自信，顺带对中医和时局做了点评。他认定小波罗的病是被运河沿岸的中医耽搁了。庸医误人啊，他说，多吃几斤橘子就能预防这种病，古代的船员都知道这么干。那帮中医整天神神道道，还望闻问切，shit，完全是瞎搞。我就不相信两根手指往腕子上一搭，能“切”出个什么真理。还有咱们这帝国朝廷，这里没有吃公家饭的吧？谢平遥说没有。护卫他们在山东最后一程的德州士兵，进入直隶境内前也撤了。直隶省没有下达护送命令，他们又成了一条纯粹的民间船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