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伦贝尔记忆（节选）(3)

    历史的经经纬纬里，总是沉潜着若干神秘；有时候，历史最精彩的笺页，往往匿藏得很深很深。北宋以降，修史者对《魏书》中的“旧墟石室（亦称石庙）”的记载，凭主观臆断，多有修改。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时，避开“石室”之谓，屡称“旧墟”为“石庙”。宋人王钦若等辈所编的《册府元龟》一书中，数黑论黄，竟将《魏书》中“石室南距代京可四千余里”，改为“石室南距岱宗可四千余里”。这将“大同”变为“泰山”的篡改，虽两字之易，却谬以千里。后来，有人把大鲜卑山推定为燕山；有人则认为大鲜卑山不过是神话传说之山，难定其真实位置，可谓以讹传讹，三纸无驴……唯坚忍者方能遂其志。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考古学家米文平，便痴迷于对拓跋鲜卑的“石室”及“祝文”石刻的寻找。他曾费时年余，查访了呼伦贝尔域内的诸多山洞，均因与《魏书》记载之“石室”不符而告返。1979年盛夏，米文平偶闻鄂伦春自治旗境内有一嘎仙洞，便抱一线希望，前来探究。见洞之规模，与《魏书》记述凿枘相应，遂喜出望外。然而，考古毕竟是将结论建立在实据上的学问。米文平三探嘎仙洞，仍未觅见“祝文”之踪影。有“石室”而不见“祝文”，无疑是劳而无功，苗而不秀。1980年7月29日，他率同行四进嘎仙洞，终在石壁的苔垢下发现一凹痕，经洗苔除垢后，北魏“祝文”惊现于世。如同虎符的一半与另一半得到了对接，一个千古历史谜题，终于破解！

    继而，米文平又带人对洞内的泥土进行挖掘，先是见到了一千五百余年前，北魏人刻石时所遗下的花岗岩碎片；再行开掘，除发现了獐、狍、鹿、野猪、黑熊的众多兽骨外，还发现了大批旧、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又印证了《魏书》所记的拓跋氏在大鲜卑山积“六十七世”之言，绝非无妄之说。

    嘎仙洞石刻祝文的“显身”，石破天惊，它向世人宣示，嘎仙洞就是鲜卑人先祖的“旧墟石室”，大鲜卑山就是大兴安岭！

    我这次来大兴安岭的首要目的，就是去探访嘎仙洞。我和文友们从鄂伦春自治旗政府所在地阿里镇出发，乘车沿嘎仙河边狭窄的柏油路，向西北方向而行，只见河两岸高林巨树，遮天蔽日，悬葛垂藤，绕岩挂石。不到半个小时，车子便在浓密的树荫下停了下来。举目仰望，但见一巍然高耸、陡似斧削的悬崖，矗立于浩茫的原始森林之中。悬崖的石壁上，赫赫然有一宛若三角形的巨大洞口，这便是我心仪已久的嘎仙洞了。沿人工铺凿的石阶登攀而上，进得洞中，我神情为之一振。这天然山洞，深达一百余米，宽近三十米，高有二十余米；穹顶高旷，浑然天成，石壁平直，细滑如切。看上去，古意苍苍，威严肃穆。

    北魏石刻镌于洞内西侧的石壁上，刻辞十九行，全文二百零一字。这颂扬拓跋先祖功德，祈祷皇天之神护佑鲜卑子孙福禄永延的祝文，字大如拳，古朴刚劲。字里行间，折射出一种玄奥、雍容的宫廷气象。

    我紧靠着护栏，久久凝视着栏内石壁上的祝文。嘎仙洞祝文的“惊艳”于世，除印证史实外，最关键的是，大鲜卑山地理方位的确定，不仅校正了北国历史地理上的几处谬误，厘清了历史地理上的一些疑团；而且还为后人研究游牧民族的地缘、天缘、人缘和风神脉息，提供了一个向四周辐射的基准点。从这多重意义上讲，嘎仙洞的祝文，作为马背民族的第一份石刻原始档案，和璧隋珠不足方其珍，凤毛麟角无以喻其贵！

    嘎仙洞是鲜卑民族最古老、最真实的历史证人。它曾见证过一个坚忍的民族，是怎样面对凶兽的觊觎，蛇虫的叮咬，不畏雷霆的炸响，不惧雪暴的肆虐，一代又一代顽强生存的。它也见证了一个无畏的民族，是怎样以强烈的求生存意识，在部落首领推寅的率领下，让那似马非马、似牛非牛的森林“神兽”——驯鹿，驮着兽皮，驮着桦皮制作的生活器皿，驮着老人，驮着稚童，驮着渡河用的桦木舟，西迁，西迁，南行，南行，奔向呼伦湖畔，奔向大草原……一切是自然的产物。一个民族的文化，也常是地理与环境的文化。这正如宽广时可响遏行云，绵长时如旋雪回风，婉转时可余音不绝的蒙古民歌长调一样，它只能生发于呼伦贝尔这样的大草原上。

    近二十余年来，我曾四次走进大兴安岭；在造访我中蒙、中俄边防部队时，也曾三度穿越呼伦贝尔草原。我没有浪漫诗人的灵感，也不具备菩萨的慧眼，但在领略了呼伦贝尔四季之美景后，也不由得一次次感叹上苍造物之诡谲万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