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三）中国近代之学术。宋学本有改革社会之精神，然仍偏于个人修养，故驯致空谈心性而于政治多疏；明末内政既坏，外寇侵陵，造成顾炎武、黄宗羲等经世致用之一派，此亦可谓宋学精神复活。然（1）积重难返。（2）受异族猜嫌，其风气乃渐萎缩，终仅发达其矫正宋人之考证之一端，成为清代之考证学。此派之长处，在能发现事实之真相，然并无宗旨。梁启超谓其为方法运动而非主义运动。（见所著《清代学术概论》。）其说是也。此派后因考据而发现西汉今文经说。西汉今文，本以经世致用为主，于是此种精神渐又复活。适会其时，世变日亟，外学亦渐次输入，逐渐与新潮流相接，如龚自珍、魏源、康有为、梁启超之徒是也。近来从宗旨上反对宋学者有戴震、颜元两派；戴氏反对宋学之论理而不论情，专代上级张目而苛责下级，此乃宋学不知社会组织之变迁，欲张大君权、父权、夫权等，有以致之。然谓人人各率其情而天下遂可治，则失之浅薄。颜元反对宋学之空谈专主实行，说更灭裂矣，故不能有所建树。桐城派义理、考据、辞章三不可缺一之论，虽觉中正，实近模棱。章实斋之议论亦此派。唯其在史学上，主张历史材料与作成历史非一物；主张多储史料；主张编次与著作各是一事，则为旷古未有之卓识，去今之新史学仅一间耳。
（四十四）近代之政治改革。此可表示新局面之将开，旧势力之必败。（1）戊戌维新之不成，此表示中国之士大夫阶级不能了今日之事也。（2）孙中山革命，初利用会党而不成，此表示中国之旧革命团体不足了今日之事也。（3）其后利用新军，势力稍新矣。故能成辛亥革命之功。然新军实非真新，故后走入军阀专横一路。（4）斯时所思模仿者，为西欧之代议政体，此亦已陈旧之物，故亦卒不能成。（代议政体之原理，一在各阶级势力之平衡，然今世之社会，已成一阶级专政之局，以代议政体求其平衡，不可得矣；二在能自由讨论，然舆论可以制造，则自由讨论不可能矣；三在政府须对国会负责，而国会课政府以责任，然亦止于倒阁而已。今世之政情，固非但求国内政潮稳静所能有济也。代议政体之原理，在假定人人皆能参与政治，皆愿参与政治，然实际更无其事也。中国更略无基础，无大地主及贵族，更无中等阶级，只有官僚，以谋食为宗旨，士人则官僚之预备军也。）
（四十五）现代之真正问题。此在社会而不在政治。盖古代部族之内部，本极安和，其后各部族并合而为较大之团体时，未能加以理性之控制，遂变为无组织而任其迁流之所至。团体愈大，其不可控制也亦愈甚，人类之前途，遂至专视其运命矣。以社会内部言之，则无不有阶级之对立，此阶级之利益，即为彼阶级之损失。统治阶级中，非无胞与为怀者，亦率为阶级意识所蔽，视其阶级之利益，即为社会全体之利益，使之谋划，已难适当，况执行者，又皆谋食之徒，剥人自利，无所不至耶？国家之性质，在立于两阶级间而谋其平衡，然必稍偏于统治阶级，其所计划，大而不切。只顾形式上之整齐划一，而不顾实际之需要；其本身既日益膨胀，其威权遂愈形扩大。真正忠诚之徒，非有手腕或从事结合者，其意见决不能生效。故国家已成为发达过度、不能控制、不可利用之物。人类真正之正路，乃在乎社会力量之苏生，此数千年来受种种恶势力之压迫而萎缩者也。今后真正之出路，乃在人人能自谋，各自组织其所需要之团体，然后以理性控御之，而为较大之联合。真正需要大团体，人人能自动而组织之，然后更以理性联合之，世界乃能成为康乐、和亲、平夷无阶级之社会，古部族内部自由博爱平等之精神，乃能以更高之形态而出现。
（四十六）所当由之途径。观古代部族内部自由博爱平等之精神，则知人类之性质，本来如此。今日之所以紊乱，乃由在物质方面，求其联合而组织之能力，未能与之相应，遂至为物质之利益，而牺牲其组织之健全也。故欲谋革命，必有其物质基础。伊古以来，怀抱改革之志愿者何限，皆因缺此基础而未能有成。物质之基础，在于集合生产工具及劳动力，消灭地方、阶级之厉害不同，及谋生产及消费之共同。此数端，今日皆借资本主义而造成，或可借资本主义而造成。（无论其为私人资本主义，或国家资本主义。）所当努力者，在此最后化私为公之一举而已。此一举非谓必用激烈手段，平和手段，亦未始不可渐致，谓二者必须互为用，或尤近实情也。今日社会组织之根柢，一为商业制度，一为家族制度，二者如鸟之双翼，如车之双轮，必须改变之，社会乃得涣然改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