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五）人民大迁徙之影响。当春秋战国之世，贵族皆骄淫矜夸不能振，以致嬴秦之末，豪杰蜂起，出身贵族者卒败，起于平民者卒成，遂成汉初布衣卿相之局，因此汉代之选举，亦不论门第。然此等豪族在政治上虽无特权，在社会上之势力仍在。至后汉之末，天下大乱，人民开始大迁移，而死灰复燃其焰。此时之势家，其宗族、姻亲团结之力及其对于地方人民统率之力，皆远较后世为强。观其迁徙之时，往往成群结党，又能互相周恤，立纲陈纪，可知当时侨州郡县之设置，即因属人主义未尽化除故也。经过长时期之侨居，卒不能复我邦族，政治上不得不厉行土断，而人事亦随之变迁，侨寓者之间彼此渐疏，而与土著者渐稔，于是属地主义日昌，属人主义日淡矣，此于各地方畛域之化除，所裨实大。世族迁移者，一时颇能垄断政权，抑压土著，又藉九品中正制度之助力，在政治上多占优越之位置。但此辈多无才略及勇气。革易之际，立功立事，及平时综理政事者，转多出于庶族；又在经济上落伍，不得不贪庶族之富，而与之通谱通婚。于是所谓门阀者本实先拔，仅藉惰力性而存在矣。至唐末，天下大乱，谱牒丧失，取士结婚，均不照成规办理，而所谓门阀者，遂荡焉无存，积古相传之阶级，至此铲除净尽。
（二十六）士大夫阶级性质之变迁。封建时代士大夫阶级之特质：（1）自视与平民不同；（2）勇于战斗；（3）不好利。（此由其本为征服阶级专以战斗为业，而其生活亦较平民为优裕之故。）观西汉之世，贾谊、董仲舒之议论最可见之。其时文臣如公孙弘、盖宽饶；武臣如张骞、傅介子、常惠、陈汤、李广、李陵、班超等，均尚属此风气中人。但社会之组织既已变迁，风气终必随环境而改变，遂至奢侈嗜利颓废。晋初之石崇、王戎、王衍等是其代表。以一时论，无中等阶级为国之桢干，是其弊；以永久论，特殊阶级消泯，是真利。
（二十七）选举制度之变迁。此为破坏阶级制度有力之因素，其重要之现象：（1）隋废九品中正；（2）废乡官；（3）肇行科举之制。炀帝始设进士科，至唐渐盛。科举之制至宋渐重，明清益盛。（A)打破门阀用人，固为优点。（B)因此而“吏道”渐轻，使有学问者驾于有经验者之上。在理论上亦不失为进步，但其立法不善。汉世四科取士，（甲）重德行、（乙）重学术、经中博士。（丙）重文法、文中御史。（丁）重才能。才任三辅令。在理论上原极完全，但才德无可识验，后遂偏重学术文法，是为唐世之明经、明法两科。此在理论上亦无不合，唯（子）所试者偏重记忆。（帖经记经文，墨义记注。）（丑）又因世重文辞，试诗赋之进士科，远较“诸科”为重。遂至群以进士之浮华为患。宋王安石出，废诸科独存进士，改诗赋为经义策论。明清大略祖之。然所以责之者太多，不得不偏重经义，士又失之迂疏，遂使拔取人才之第一途，有名无实。
（二十八）自晋至唐代民生主义之政策。自新莽变法失败后，言社会政策者，遂趋于缓和，又以儒学专行，法学消歇，遂不言节制资本，而单重平均地权。以温和之手段平均地权，是为晋之户调式、北魏之均田令、唐之租庸调法。此三法：（1）皆以无主之地授民。（2）而于其固有者，则不夺之，但于其所有之数，立一最大之限度。（3）至于所有之数仅是最小限度，则亦不准典卖。但（A)无强迫迁移之法，因终不给于授。（B）又人民缓急无可融通，终不能禁其典卖，遂至有名无实。史称唐开元时，法已大坏，至德宗时，杨炎为相，卒废租庸调法而行两税。但就其所有者而税之，而人民田地之有无多少，官遂不复过问。温和之平均地权政策，至此告终。
（二十九）自汉末至宋兵制之变迁。（1）汉末群雄割据，始有州郡之兵。魏晋至南北朝，以内乱及分裂，迄不能废。（2）五胡乱华时，北方之军队，讫以异族为主力。（3）北朝之末，异族渐与汉人同化，而战争甚烈，不得不用汉人为兵。又凋敝已极，不能出养兵之费。乃有府兵之制，藉一部分之民为兵，令其耕以自养，宽其租调。而隋唐因之。（4）练兵必有目标，承平时无之，其势不得不腐败。（5）藩镇之兵遂起，以与州郡之兵，名异实同，终至分裂。（6）宋代为矫其弊起见，集全国之兵权于中央，加重赋税以养之。此为极端兵民分工之制，与府兵之原理适相反，世多加以痛诋。其实（A)分业于经济为有利；（B）苟以财政所能负担者为限度；（C）次第募天下奸悍无赖之民，加以严格之训练，亦可化之为驯良。故北宋兵制之坏，乃其行之不善，而非其原理之不能成立也。（7）募兵之制既坏，王安石欲复民兵，乃先之以保甲之法，然此时之情势，欲行通国皆兵之制极难，而行政上又无以善其后，遂至弊逾于利，其法卒不能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