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秦汉间文字之变迁。（1）隶书代篆书而通行，此为便于书写起见。（2）其后隶书又分为二派，有挑法者为八分书，供美术之用；无之者为章程书，即今之正书，供实际应用。但其后章程书亦求书写之工，亦复为美术品。（3）求书写之速，必须用草书。草书起于棻草，本为应用起见，但至后汉之世，亦成为美术品。中国字体本繁复，美术又贵多变化，遂使草体益趋纷歧，难供实用，行书乃起而代之。然“行草”与草书，“真行”与正书相去无几，仍不便用，简笔之所以兴，即因中国无草体以资应用故也。
（二十一）秦汉间文学之变迁。东周至西汉为散文发达极盛之时代，此时之散文与口语极为相近。西汉末造稍开骈俪之风。自此至南北朝末，逐步顺此趋向进行，遂成骈文时代。散文之变为骈文，乃由（1）用字及辞。渐次加选择，取其能引起美感者。（2）句读求其整齐，使音调和谐，便于诵读。（3）多用典故，以引起丰富之想象。文字至此遂与口语渐远：（A)不切实用。（B)从美的方面论，亦人工之美增加，天然之美丧失矣。统观此时代，（1）经学之趋于烦琐，（2）书法及文学皆向美术方面发展，皆时局升平，经济宽裕，文治渐兴，有闲阶级争在此一方面发展有以致之也。
（二十二）兵制之变迁，民兵之废。为此时代一大事。其故由于（1）统一之后，国力骤增，四周皆小部族，无论开拓或防御皆用不着全国动员。（2）古人之所惮，非当兵而为远役。兵役之负担，自然偏于缘边，有失其公平之旨。（3）加以体恤良民，遂至（A)多用谪发及谪戍。（B）其后乃至兼用降伏之异族。此两种现象皆起于武帝之时。而民兵之废，则成于后汉光武之废郡国都尉，无复都试之役，此为五胡乱华时代，异族横行，汉族难于恢复之一大原因。
（二十三）刑法之变迁。秦汉之世，司法界有三大问题：（1）法律初病简单，后伤错乱。李悝为魏文侯相，撰次诸国法为《法经》六篇。商鞅取以相秦，此法至汉世实已不足于用，汉人乃陆续增加，更益之以“令”与“比”，无条理系统，奸吏遂得上下其手。此事汉世屡图矫正未成，至魏世始从事于法律之编纂。晋初颁行之，是为《晋律》。中国之法学观念，为法性派，法文仅规定大纲，无甚根本变动。现存之律最古者为《唐律》，大体沿袭《晋律》。唐以后，定律者为金与明，皆本《唐律》。《清律》又沿《明律》。故自《晋律》定后，截至采用西洋法律以前，法律实无大变更也。（2）为刑罚之变更。秦用刑极酷。（实则各国多如此，但或不如秦国之甚。）汉文帝除肉刑，代以髡笞。髡法过轻，略无惩艾，笞法过重，每至死亡。刑罚之等级失其平。欲复肉刑者颇多，又无人敢任其咎。至隋，明定笞、杖、徒、流、死为五刑，此问题乃归消灭。此由古者但认以金属兵器伤害人之肉体者为刑，其观念不能骤变，故有此纠葛也。（3）秦时狱吏之严酷。汉代力加矫正，久之而其风气始渐变。在此过程之中，儒家主义输入法律之中，取法家之地位而代之之处不少。
（二十四）两晋南北朝之世。两晋南北朝之世，为中国与西洋历史走入相异之路之最要关键。西洋自蛮族侵入以后，遂非复罗马人之世界。中国则经异族之侵入，依然为中国人之世界也。此其故：（1）由中国有广大之长江流域，以资退守；而罗马无之。（2）由中国人之数远较五胡为多，与罗马人及蛮族之比例不同。（3）由此等异族渐染汉族之文化已久，亦非西洋浅演之蛮族所及。（慕容氏、苻坚、北魏孝文帝等不必论，即刘曜、石虎等亦不过一淫暴之主，其立法施政，仍接受中国之文化。）（4）由罗马此时，官吏、军人、土豪、教士、蛮酋等，处处造成政治之中心，层累相及，持久不敝，遂成封建之局。中国虽亦有此等端倪，然地势平坦，风俗相同，中央之政权较强大，割据之局未能形成。此时代重要之现象为：（A)南方之文化及产业渐次发达，尤其荆扬二州，即今湖南、北两省间缘江之湖沼地带及浙西太湖流域为全国经济重心，完全肩负起抵御北族及保存南方文化之重任。（B)南方风气渐趋文弱，北方则渐觉犷悍。（C)由南方仅能保存文化而未能用武力将北方克服，故政治重心未能转移至南方。（D)自后汉之末，中原人成群迁徙，遂将积古以来各地方豪族之根基拔去。（参看下节。）(E）在此大迁移之中，贫民多入山与异族杂居，是为北方之山胡、南方之山越，山地借以开拓，异族借以同化者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