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帝政之成功及政之废坠。一区域中之公务谓之政，握政治上最高之权者谓之君。此列国时代之情形也。古之国大率方百里，此为一自然之政治区域。其君犹后世之县令，大夫犹乡镇之长，士则保甲之长耳。政治可以恶劣而不能废弛。此等层累设治之规模，乃各部族所固有，而非自上而下加以建设。（A）旧规既坏，国破家亡之时，又未必加以恢复，而一地方之公务，遂至废而不举矣。世袭之君大夫，变为任免自由之县令，此为以官僚政治代封建政治。（B)一阶级之方兴，其厉害必与大多数人相一致。及其处于统治者之地位，则其利益复与大多数人相对立。此为无可如何之事。故秦汉以后，代表国家之主权者，所当严加监督者，乃在官僚。处于监督之地位者，为数太少；而应受监督者为数太多，其势必不能遍。好在此时，官吏已不能不奉朝廷之法令，则莫如将所办之事，减至最小限度。如此，则官僚无所借以虐民，而现状易于维持矣。此为放任政治之真谛。秦汉以后，值宽闲之时，而能实行此种政治者，往往可以获小康。汉之文景，即其代表也。秦汉以后之政局，不容求益，只能消极的以求免害。故其设官，非为治事起见，乃为控制起见。故治官之官日益，治民之官日减。顾亭林讥之，而不知其时之政事固如此也。政治任一事件，固必受当时最高原理之统御也。
（十七）儒术之专行。春秋战国之世，诸子之学同时并行。至汉武帝表彰六经、罢黜百家，而儒术遂居于正统之地位。论者谓武帝乃雄猜之主，因儒家隆君臣之义，便于专制而表彰之，此乃数十年前梁任公一派之议论，有为言之，本非客观真实之说，而读史者遂奉为定论，谬矣。汉世儒家言民贵君轻之义者甚多，眭弘至劝汉帝求索贤人，禅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便于专制者安在？武帝即位，年仅十六，因非昏愚，亦未闻其早达，成童未几，安知儒术为何事？故武帝之崇儒，乃时势使然，而非武帝之能造时势也。九流之学：纵横家仅效一节之用，杂家自无所有，名家施诸实用，则与法相附丽，有治国安民之抱负者，仅农、道、墨、儒、阴阳、法六家。农、道、墨皆大陈旧，法家之学仅其所谓术者，仍当施诸官僚，其所谓法者，则一统之后无所用之，亦不宜用，前已言之。故是时可用者实只儒、阴阳二家。而汉世二者遂相混合，学术之兴替，固非偶然也。儒家及阴阳家者之见用，盖以其详言治制。而天下既已统一，治制固不可不兴。故秦始皇帝言，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引以兴太平。方士修炼以求奇药。兴太平指儒家言，因亦有意立制度兴礼乐矣，特未及行耳。文景非有为主，故皆谦让未遑，武帝好大喜功，则有所不让矣，此儒术兴起之真原因也。
但是时异势殊，儒家治国安民之方案实已不可行。其说别见下节。儒家之有益于中国，不在政治而在社会伦理。此事前亦已言之。自武帝崇儒之后，历代政府遂无复与儒反对者。故中国无如欧洲政教分裂之弊。此亦中西史事之一异点也。
（十八）自先秦相沿而来之社会问题。社会始于公产，自公产之制破坏后，人心便觉其不安，即皆视当时之社会组织为变态。先秦诸子无不欲举社会彻底加以改组者，而其改组社会，必藉政治之力。此固近世工业革命以前，欲改革社会之通蔽也。汉世学术皆沿自先秦，其中最有主张者为儒法二家。今表示前汉、新室之世重要之议论及制度如下：
先秦诸子之主张至新莽而彻底实行，实行之而失败，自此无复敢言彻底改革者，视社会之病态，为无可如何之缺陷矣。此一运动之经过，读《史》、《汉》之《平准书》、《食货志》、《货殖列传》，王、贡、两龚、鲍、眭、两夏侯、京、翼、李及王莽传可见其概。其失败之原因，则由未知阶级之对立性，革命之业必不能操刀代斫也。（经学分今古文两派。古文兴于西汉之末，为王莽及其徒党刘歆等所主张，所以如此者，盖欲兼取《周礼》。所以欲兼取《周礼》者，则以其所行节制资本之法，在《周礼》中有根据。而在今文学家说中无之也。盖儒学分齐鲁两派，鲁国之经济不如齐国之发达，故鲁学仅有平均地权之说，而齐学则兼有节制资本之论也。）
（十九）汉世学术思想之变迁。西谚云：罗马人非思想之人，乃做事之人。此非罗马人短于思想，学术上之风气或重发现、或重实行，犹之饮食与消化各有其时。以汉人比之先秦，正犹以罗马比之希腊。先秦诸子之学可用者，唯儒法两家。汉宣帝谓汉家自有治法，以王霸道杂之。王指儒，谓宽以牧民；霸指法，谓严以察吏。此其选择，实颇合理。即王莽之变法亦然。王莽之失败，乃先秦诸子政策之失败。王莽选择于先秦诸子所定之具体方案，固不可谓之不合理矣。（其实施之手腕不足：此是另一问题。）自王莽改革失败，而学风一变，经世致用一派渐以消沉，（王符、仲长统、崔寔、徐干及晋世之葛洪等，均系实际之政论家，无复高远之理想。）不论今古学皆流为烦碎之考证，直至南北朝隋唐皆然。所谓义疏之学，其泥古而无思想，遂激起玄学之反动，在长时期之中，有思想者遂皆入于佛老，而不入于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