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自汉至唐宗教之变迁。列国时代，宗教皆含地方性，统一以后，始起全国的大宗教之要求。此时各地方之宗教家，有走集中央者，《史记·封禅书》、《汉书·郊祀志》所载主于祠祭之方士是也。是时所谓方士者，实有两派，其另一派以（A）服食、（B）导引、（C）丹鼎、（D)房中等术，求为神仙，是为神仙家。其后两派遂相混合。彼等有与上中流社会为缘者。秦始皇、汉武帝所信之方士及晋世行于江南之天师道是也。此派至寇谦之得北魏太武帝之尊信，遂成为国家所承认之宗教。其在民间者，则时与政府为难，有大规模之反叛者，如张角、孙恩是也；有仅图割据一地方者，如张鲁是也。此举其较大者。其余借宗教以图鼓动者，尚不可枚举。此等固有毫无意义者，然含有社会主义之建设性者亦不乏，如张鲁及近代之太平天国是也。张鲁式之仅图割据一隅者，既因四周皆敌而不克自立；太平天国式之大规模的革命运动，亦因（甲）其知识太浅，其建设之方案无可成功之理。（有建设之幻想，而无可行之方案，徒嫉旧而不能更新。）（乙）其自身为流氓，缺乏纪律，不乐劳动，故终于无成。佛教之初期，亦与道教相近，借之以图扇动者，亦不可枚举。毕竟佛教之哲理较道教为精，其得士大夫之信仰亦较道教为深，其平和的推行于民间之力，亦遂较道教为大。中国向以儒释道三教并称。三教并立之原理：（A）孔教专行于政治社会方面，放弃灵魂界之地盘，以让释道；（B)释道皆专于灵魂界，而放弃政治社会方面，故不与俗界生冲突；（C)此为中国之宗教与欧洲大异之处，故中国无争教之祸。至释道二教，在教旨上，实无根本之区别，所以能并立者，则因旧日迷信之对象，不易铲除。佛教虽并不排斥中国之旧信仰，且企图将中国之旧信仰编入彼教之中。然究为来自国外之宗教，不能悉数网罗。道教则在教理上远非佛教之敌，故二者亦不得不并立。此为政治所承认者，其流行于民间者，仍时与政治革命、社会革命为缘，而为其扇动之工具。异族入据之时，则又含有民族主义，如元清时白莲教及太平天国是也。
（三十一）佛教在学术方面。（1）佛教兴起之时，乃印度各种学说同时并起，使人惶惑无所适从之时，佛乃授以切实可行之道，故佛非究竟真理之发现者，而为时代之圣者。（语本日人《原始佛教概论》商务译本。）（2）佛教可分三期：佛教初兴时，近人称为原始佛教时期，后百年而小乘兴，又五六百年而大乘兴。（此段历史，详见唐玄奘所著《异部宗轮论》。）其输入中国有先后，实缘其本身之兴起有先后。（3）中国之佛教宗派甚多，其最要者（A)天台、（性宗。）法相、（相宗。）华严，是称教下三家。佛教要旨，为“万法唯识”。天台从主观方面证明其理由，法相从客观方面证明其理由，华严则示人以“菩萨行相”，即具体的示人以一当效法之模范也。（B）佛教究系宗教，当以实行为主，学理上之辩论不过引起人之信心，故又有“不立文字，直指心源”之禅宗出焉，是称教外别传。凡学术，一入有闲阶级之手，往往喜为精深之研究，而务于精深，末流必入于烦琐，易启人之厌倦。故其后教下三家皆衰，而禅宗独盛。又心力薄弱者流，不耐思考，修持之方法过难，亦将望而生畏，唯以念佛一法，兼摄止观两门则受持较易。又佛法说人不修到成佛，终不免于退转，而修到成佛极难，亦使人望而生畏，而其说又无可修改。净土宗乃教人先修到净土，既到净土之后，虽成佛仍须历劫，然净土为极佳之环境，人既到此，即不虞退转，可以徐徐修到成佛。历时虽久，成功可必。此不啻与畏难者以一新刺激，一大兴奋。又净土中种种美妙之境，实不啻最大之福报，亦与求福者以一大满足。故禅宗推行于知识阶级，净土则普摄利钝，且兼行于下层社会焉。佛教之末流唯余禅净二宗而已。
（三十二）理学之兴。佛教哲理精深，方其盛行之时，人皆以为人生问题，可由此而解决。当时之见解，固视社会为个人之积，个人的问题解决，即社会问题亦解决，故对佛教怀甚大之希望。然人总只是人，离生活问题而解决人生问题，固无其事，且人永远是社会中的一个人，搁过社会问题而欲解决个人问题，更无其事。故佛教虽盛行，而社会仍是如此，人心对之遂渐觉失望，于是反动之理学起焉。佛教哲学超过中国旧哲学之处，在其认识论之发达，从认识论上驳倒佛说，势不可能，宋儒乃抹杀认识论不说。故其口号曰：释氏本心，吾徒本天。天即理，本天即谓承认外界法则之真实，故其学称为理学。（此为此种学问最正当之称号。其徒自称曰道学，乃自谓接孔孟以来道统真传。道统之说，考证上既无确实根据，其见地亦近于自夸，而并不能说出其学问之内容。故其名称并无足取。清人称之曰宋学，则以其朝代为称，与其所标榜之汉学对举而已。王守仁一派之学，笃守程朱之说者，称为心学，盖彼特注重治心，然其承认外界法则的真实，而非如佛教谓万法唯识，则与其余宋儒相同也。）故理学家之反佛，系以哲学中之唯物论反对哲学中之唯心论。宋学中能建设新宇宙观者三家：一为周敦颐，以阴阳五行之说为本，谓天下之正道为仁义二者。而人禀五行之质以生，五行各有其性，人所受五行之质，不能适得其平。故其性不能无所偏，要在修省存养，其手段为主静，即不随环境而妄动，常立于中正之地位。（说见《太极图说》及《通书》。）一为张载，以气为唯一之原质，气有两种运动，一积极的，一消极的，是为阴阳。（故阴阳同体而异用。）气之轻清者，能自由变化，易适应环境。重浊者则不然，故易流于恶。故人有气质之性与义理之性。修为之要，在于变化气质。（说见《正蒙》。）一为邵雍，谓人每为主观所蔽，故不能知真理。故贵以物观物，不以我观物。三家中邵雍根据自然现象立说，中国人于此派学术，称为术数，（或数术。）〉视之不甚重。故邵雍之学，不被视为正宗。人生观既定，乃求其实行之法，其中最要之人物，为二程（颢、颐。）及朱熹、陆九渊。二程之学，至小程而大成，朱熹承之，欲即物而穷其理。（谓对于一切事，求其措置之方，非谓求自然界之法则。）积之久则豁然贯通。陆九渊以为支离，欲先发人本心之明。二派相对立，至明王守仁出，乃发明致良知之说，盖即物穷理，自不免于支离，先发人本心之明，亦不免于空洞。守仁主张良知只有昏敝，并无欠缺，一总提起，圣凡无异，故凡事当就现下良知之所能知，服从其指示。此即是在心上用功夫，至于无事之时，自可在心上磨炼，克去其私欲，然亦非与事实离开。故实行与治心并非二事。知此，则支离空洞之弊皆除。故理学自朱陆至王，实为辩证法之进化，世皆以王与陆为一派，与程朱相对立，实非也。此为理学之哲学的根据。其人事上之说（1）所重视者，仍为教养两问题，此为理论上自然之结果。但承儒家之传统观念，仍只注重平均地权。故纯正之理学家，多欲复并田。（2）又鉴于民政之废弛，不知古代之修养，为部族时代之成规，封建时代承之，而误以为封建制度之结果，遂至欲复封建，此其说自不可行。（3）其对于社会，则不知社会组织之变迁，而视古代之组织为天经地义，遂欲加重君权、父权、夫权，而不知人心随社会组织而变，已无此等心理，其所主张，遂皆失败。又理学家虽病佛教之不切于人事，然以社会为积个人而成，个人的问题解决，社会问题亦随之解决之见解仍未变。如此，则不得不偏重于治心，佛教之流弊仍未除；而其人多疏于应事，并疏于学问，后引起人之攻击，但其（A)自任以天下之重；（B）及其无所为而为之的精神绝无宗教家祈求福报之观念，而其自治之严格、及推勘之深微，则于宗教家绝无逊色，则永留于天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