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过了八天。现在，当一切已成往事，我在撰写这部纪事的时候，我们已经知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了；但当时我们什么也不知道，因此很自然，我们觉得这天发生的种种事情太奇怪了。起码，在最初一段时间，我跟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都闭门不出，从远处害怕地观察着。我倒还间或出出门，到某些地方转悠转悠，像从前那样给他带回各种各样的消息，不这样，这日子他是没法过的。
不消说，全城上下，谣诼纷纭，即有关那一记耳光和利扎韦塔·尼古拉耶芙娜的昏倒，以及在那个星期天发生的其他事情。但是我们觉得惊奇的是：到底通过谁，这一切会这么快和这么准确地传到外面去的呢？当时在场的人中大概没有一个人会对此泄密，因为既无必要，也无好处。当时并没有用人在场；只有列比亚德金一个人可能口没遮拦地把什么事情泄露出去，倒不是出于愤恨，因为他当时出去的时候非常害怕（对敌人感到害怕往往会战胜对敌人的愤恨），如果他有什么话泄露了出去，只可能是因为口没遮拦。但是列比亚德金和他妹妹一到第二天就不见了，而且消失得无影无踪；菲利波夫公寓没有他，他不知搬到哪儿去了，仿佛失踪了似的。我本来想找沙托夫打听一下玛丽亚·季莫费耶芙娜的消息，可是他却把自己反锁在屋里，似乎这八天中他一直坐在自己屋里，杜门不出，甚至连城里的课也不去上了。我去找他，他也不肯见我。星期二我跑到他家，敲了敲门。没人答应，但是我相信，我有确凿无疑的根据，他肯定在家，我又敲了第二遍门。于是，他大概从床上一跃而起，大踏步地走到房门口，扯开嗓门向我喝道：“沙托夫不在家。”因此，我只好走了。
最后，我和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终于得出一个想法，虽然我们不无恐惧地认如这种推测过于大胆，但是我俩仍旧互相鼓励：我俩认定，散布这类流言蜚语的罪魁祸首只可能是彼得·斯捷潘诺维奇，虽然过了若干时间以后，有一次，他在跟父亲的谈话中硬说，他碰到这事的时候已是所有的人都在谈论，主要是在俱乐部里早已议论纷纷，而且省长夫人及其丈夫也已经对此一清二楚，甚至连最小的细节也无不了如指掌。还有一件引人注目的事是，第二天，星期一晚上，我遇见了利普京，他已经知道了一切，原原本本，从头至尾，由此可见，他无疑是最先知道此事的人之一。
有许多女士（而且是最上层的女士）好奇地想知道那个“谜一样的瘸腿女人”的情况——大家都管玛丽亚·季莫费耶芙娜叫“瘸腿女人”。甚至还有这样一些人，她们甚至一定想要亲自见见她，并同她认识认识，因此那些急于把列比亚德金兄妹藏起来的先生们显然做得正是时候。但是人们最感兴趣的还是利扎韦塔·尼古拉耶芙娜的昏倒，“整个上流社会”对此所以感兴趣，无非是因为这事直接与尤利娅·米哈伊洛芙娜有关，因为她非但是利扎韦塔·尼古拉耶芙娜的亲戚，而且还是她的保护人。什么闲言碎语没有啊！促成这些闲言碎语的还有那种神秘的气氛：两家都大门紧锁；据说，利扎韦塔·尼古拉耶芙娜得了酒狂症，一病不起；关于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则说了许多难听的话，令人恶心地说什么似乎他的一颗牙齿被打落了，由于牙龈脓肿他的腮帮子也肿了起来。甚至还有人躲在角落里窃窃私语，说什么我们这里也许会闹出凶杀案来也说不定，又说什么斯塔夫罗金绝不是一盏省油的灯，他是绝不会忍气吞声咽下这口气而不杀死沙托夫的，不过这是暗杀，就像科西嘉人的血亲复仇一样。这种想法很对大家的胃口；但是敝城上流社会的大多数年轻人都鄙夷不屑地倾听着这一切，而且听的时候摆出一副漠然的、嗤之以鼻的神态，当然，这副模样是装出来的。总之，敝城上流社会对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由来已久的敌视分外鲜明地表现了出来。甚至一些老成持重的人也极力指责他，虽然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到底应该指责他什么。还有人在交头接耳地窃窃私语，似乎他毁了利扎韦塔·尼古拉耶芙娜的清白，他俩在瑞士曾有过男女私情。当然，有些谨慎的人常常三缄其口，但是却津津有味地听着。还有一些其他说法，但并不是普遍的，而是私人之间偶尔提及，几乎是关起门来说话，但是这些话十分离奇，而我之所以提到存在着这样一些说法仅仅是为了跟读者打个招呼，以便对我这部小说接下去讲的故事有个交代。说穿了：甚至有人皱着眉头说（天知道他们这么说有什么根据），说什么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在敝省负有某种特殊使命，他在彼得堡通过K伯爵进入了某个最上层的圈子，他甚至可能在什么地方供职，几乎受什么人委派，肩负着某种任务。当一些非常老成持重和三缄其口的人对这种流言付诸一笑，并且很有道理地指出，一个丑闻不断，而且在我们这里一开头就弄了个牙龈脓肿的人，不像是个有任务在身的官吏。这时就有人悄悄地告诉他们，他倒不是在什么地方正式供职，而是担任一种所谓秘密职务，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工作本身要求做这个工作的人越不像官吏越好。这样一种意见竟产生了效果；因为敝城的人都知道，京城里对敝省的地方自治会特别注意。我再说一遍，这些流言蜚语只是倏忽闪过，待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一出现，就暂时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但是我要指出，许多流言蜚语的起因多少是来自不久前刚从彼得堡回来的近卫军退伍大尉阿尔捷米·帕夫洛维奇·加甘诺夫在俱乐部含糊其辞、断断续续说过的一些话，这些话虽然简短，但却十分恶毒。这个加甘诺夫是敝省与敝县的一位非常大的大地主，是在京城里出入上流社会的头面人物，是已故的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加甘诺夫之子，其父也就是四年多以前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曾与之发生过一次非常粗暴而又非常出乎意料的冲突的那位最最可敬的俱乐部主任，关于这事的始末，我已经在前面，在这部小说的开头部分提到过了。
所有的人立刻都知道了，尤利娅·米哈伊洛芙娜曾对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进行过一次非同寻常的拜访，可是在后者府邸的台阶旁却有人向她宣布：“太太因健康欠佳，恕不接待。”大家也知道，在这次拜访的两三天后，尤利娅·米哈伊洛芙娜曾派人专程去问候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的健康。最后，她就开始到处替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说好话”，当然，所谓“说好话”仅指最高意义上的“说好话”，即尽可能说一些最最模棱两可的话。最初有些人仓促地对星期天的事说了一些含沙射影的话，她虽然听了，但是却板着脸，冷冰冰的，因而在接下去的几天中，只要有她在场，这类旁敲侧击的话就没人敢再提了。这样一来，这样的想法就到处站稳了脚跟，即尤利娅·米哈伊洛芙娜不仅对这个神秘事件的来龙去脉统统晓得，而且还知道这事的整个神秘的含义，直至它的最小的细节，而且她不是作为局外人，而是作为一个参与其事的人知道此事的。我还要顺便指出，她已经在敝城开始逐渐取得她无疑曾经孜孜以求和渴望取得的那种高级的影响，而且她已开始看到自己被别人“前呼后拥”地包围了起来。上层社会已有一部分人承认她拥有处理实际事务的头脑和分寸……但是关于这点咱们以后再说。正是因为有了她的呵护才部分地促成了彼得·斯捷潘诺维奇在敝城上流社会的迅速成功——这成功曾使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当时感到特别吃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