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语类·卷三十四·论语十六(5)

　　行夫问“志道，据德，依仁，游艺”。曰：“‘志於道’，方是要去做，方是事亲欲尽其孝，事兄欲尽其弟，方是恁地。至‘据於德’，则事亲能尽其孝，事兄能尽其弟，便自有这道理了，却有可据底地位。才说尽其孝，便是据於孝。虽然如此，此只是就事上逐件理会。若是不依於仁，不到那事亲事兄时，此心便没顿放处。‘依於仁’，则自朝至暮，此心无不在这里。连许多德，总摄贯穿都活了。‘志於道’，方要去做。‘据於德’，则道方有归著。虽有归著，犹是在事上。‘依於仁’，则德方有本领。虽然，艺亦不可不去理会。如礼乐射御书数，一件事理会不得，此心便觉滞碍。惟是一一去理会，这道理脉络方始一一流通，无那个滞碍。因此又却养得这个道理。以此知大则道无不包，小则道无不入。小大精粗，皆无渗漏，皆是做工夫处。故曰：‘语大，天下莫能载；语小，天下莫能破。’”恪
　　“志於道，据於德，依於仁，游於艺。”先生曰：“志者，心之所之。道者，当为之理，为君有君之理，为臣有臣之理。‘志於道’者，留心於此理而不忘也。德者，得也。既得之，则当据守而弗失。仁者，人之本心也。依，如‘依乎中庸’之依，相依而不舍之意。既有所据守，又当依於仁而不违，如所谓‘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是也。‘游於艺’一句，比上三句稍轻，然不可大段轻说。如上蔡云‘有之不害为小人，无之不害为君子’，则是太轻了。古人於礼乐射御书数等事，皆至理之所寓。游乎此，则心无所放，而日用之间本未具举，而内外交相养矣。”或言：“‘志於道’，正如颜子仰高钻坚，以求至乎圣人之地否？”曰：“若如此说，便是要将此心寄在道里面底说话。道只是人所当行之道，自有样子。如‘为人父，止於慈；为人子，止於孝’。只从实理上行，不必向渺茫中求也。”谟
　　叔器说“志於道”云：“知得这个道理，从而志之。”曰：“不特是知得时方志，便未知而有志於求道，也是志。德，是行其道而有得於心。虽是有得於心而不失，然也须长长执守，方不失。如孝，行之已得，则固不至於不孝；若不执守，也有时解走作。如忠，行之已得，则固不至於不忠；若不执守，也有时解有脱落处。这所以下一‘据’字。然而所以据此德，又只要存得这心在。存得这心在时，那德便自在了，所以说‘依於仁’。工夫到这里，又不遗小物，而必‘游於艺’。”叔器因言：“礼乐射御书数，自秦汉以来皆废了。”曰：“射，如今秀才自是不晓。御，是而今无车。书，古人皆理会得，如偏旁义理皆晓，这也是一事。数，是算数，而今人皆不理会。六者皆实用，无一可缺。而今人是从头到尾，皆无用。小儿子教他做诗对，大来便习举子业，得官，又去习启事、杂文，便自称文章之士。然都无用处，所以皆不济事。汉时虽不以射取士，然诸生却自讲射，一年一次，依仪礼上说，会射一番，却尚好。今世以文取士，如义，若教它依经旨去说些道理，尚得。今却只是体贴字句，就这两三句题目上说去，全无义理！如策，若是著实论些时务，也尚得。今却只是虚说，说得好底，刬地不得！”包显道言：“向前义是先引传、注数条，後面却断以己意，如东坡数条，却尚得。”先生然之。义刚
　　或问“志道，据德，依仁，游艺”。曰：“德是行来行去，行得熟，已成个物事了。惟这个物事已得於我，故孝也是这物事流出来做孝，忠也是这物事流出来做忠。若只说为子尽孝，为臣尽忠，这只说得尽，说德不得。盖德是得这物事於我，故事亲必孝，必不至於不孝；事君必忠，必不至於不忠。若今日孝，明日又不孝；今日忠，明日又不忠，是未有得於我，不可谓之德。惟德是有得於我者，故可据守之也。若是未有得於我，则亦无可据者。”又问：“此是成德否？”曰：“便恁地说，也不得。若做这物事未成就时，一个物事是一个物事在，孝只是孝，忠只是忠。惟做来做去，凑足成就一个物事贯通时，则千头万件，都只是这一个物事流出来。道家所谓‘安养成胎’，盖德是百行之胎也。所以君子以成德为行。‘依於仁，’仁是个主，即心也。‘依於仁’，则不失其本心。既不失其本心，则德亦自然有所据。若失其本心，则与那德亦不见矣。‘游於艺’，盖上三句是个主脑，艺却是零碎底物事。做那个，又来做这个，是游来游去之谓也。然亦不可游从别处去，须是‘游於艺’，方得。”又云：“说行时，只可言‘志於道’，不可谓之德。”又云：“成德，只是要成此德。”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