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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4.2节我们谈到了古希腊人的生活观，我们说他们承受命运的悲剧。但当我们说“承受”时其实有一种混淆，我们往往倾向于从消极的方面将其解释为“与命运的和解”，这种对悲剧的解释也反映在观念论的美学之中，在《艺术哲学》（1802/1803）中谢林将这种“承受”理解为自由的胜利：只有过失者通过命运而犯下罪过的情况下，自由与必然性才会发生真正的冲突…他必须自愿为这个——通过厄运而注定的——过失表示忏悔。自愿地承受一个不可避免的罪行带来的惩罚，以便在失去其自由时恰恰证明这个自由，同时伴随自由意志的宣言而走向毁灭，此乃自由的最伟大的思想和最崇高的胜利…一个无辜的人在命运的驱使下不可避免地犯下过错，这才是我们可设想的最大的不幸。但是，当这个无辜的过错者自愿接受惩罚，这就是悲剧的崇高因素之所在，惟其如此，自由才会得到升华，达到与必然性的最高的同一性【42】。这种意义上的“承受”被谢林描述为“自愿的忏悔与接受惩罚”，它的胜利只是在于理念上的必然性与自由的和解。我们在这里又看到了那现代性的，基督教的东西，命运只不过成了上帝的另一个形象来审判人因自由意志造成的罪过。然而，我们所要强调的其实远不是这种取消生命的消极性“承受”（我们从谢林的论述中已经可以看到叔本华的影子）而是一种肯定生命的主动性“承受”，它是对生命的承认因为命运就是生命的一部分，在这里我们引入对尼采《悲剧的诞生》对这种主动性进行进一步考察。 在《悲剧的诞生》中尼采对古希腊悲剧进行了创造性的诠释，尼采指出古希腊人的悲剧精神首先在于他们体会到生存的痛苦与恐怖：有一个古老的传说，说国王弥达斯曾在森林里长久地追捕狄奥尼索斯的同伴，聪明的西勒尼，却没有捉到。后来西勒尼终于落到他手上了，国王就问他：对于人来说，什么是绝佳最妙的东西呢？这个魔鬼僵在那儿，默不吱声；到最后，在国王的强迫下，他终于尖声大笑起来，道出了下面这番话：“可怜的短命鬼，无常忧苦之子呵，你为何要强迫我说些你最好不要听到的话呢？那绝佳的东西是你压根儿得不到的，那就是：不要生下来，不要存在，要成为虚无。而对你来说次等美妙的事体便是——快快死掉。”正因为此古希腊人创造出光辉灿烂的奥林匹斯诸神世界以掩盖生命痛苦与恐怖的事实，它尤其以阿波罗的形象出现以假象达到对痛苦的解救，并被表达为一个定律：即个体，也就是遵守个体的界限，希腊意义上的适度（dasMaass）。阿波罗，作为一个道德神祇，要求其信徒适度和自知——为了能够遵守适度之道，就要求有自知之明。于是，与美的审美必然性并行不悖的，提出了“认识你自己”和“切莫过度！”的要求。然而世界隐蔽的根基却依然是痛苦，当古希腊人不再沉湎于自我欺骗时，生命中与阿波罗式元素相对立的狄奥尼索斯式的元素就迸发出来了：狄奥尼索斯状态的陶醉，以其对此在生命的惯常范限和边界的消灭，在其延续过程中包含着一种嗜睡忘却的因素，一切过去亲身体验的东西都在其中淹没了…现在，任何慰藉都无济于事了，渴望超越了一个死后的世界，超越了诸神本身，此在生命，连同它在诸神身上或者在一个不朽彼岸中的熠熠生辉的反映，统统被否定掉了。现在，有了对一度看到过的真理的意识，人就往往只看见存在的恐怖或荒谬…现在，人就能知道森林之神西勒尼的智慧了：这使人心生厌恶。在这样对生存本身厌恶的危机中狄奥尼索斯的歌队以艺术的形式拯救了古希腊人，它直视生命的恐怖并从本性中升起迷人陶醉的酒神颂歌：痛苦引发快感，欢呼释放胸中悲苦。极乐中响起惊恐的叫声，或者对一种无可弥补的失落的热切哀鸣。悲剧就是在阿波罗式的虚幻夜空中不断迸发的狄奥尼索斯式的闪电，以此深沉的古希腊人抛弃了安宁的幻象果敢地直视自然的残暴与生存的恐怖，宣泄出真正悲剧的形而上学式真实：尽管现象千变万化，但在事物的根本处，生命却是牢不可破、强大而快乐的。于是悲剧不是对现实的美化（这何尝不是另一种自我欺骗？），它只是在径直地对我们说：“看哪！好好看看！这就是你们的生活！这就是你们此在之钟上的指针！”。这是真正悲剧的内核，是悲剧的源头神话与秘仪的内核，是那悲剧中阿波罗式元素外衣后的狄奥尼索斯式元素，它恰恰使我们相信甚至丑陋和不和谐也是一种艺术游戏，在生活中确有的悲惨事件也依然是艺术的游戏，当我们从这个角度理解生活时，我们便发现了我们作为艺术作品生存的真实：对那个艺术世界的真正创造者而言，我们已然是形象和艺术投影，在艺术作品的意义方面具有我们至高的尊严——因为唯有作为审美现象，此在与世界才是永远合理的【43】。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