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各国文学皆先有韵文，后有散文。吾国亦然，散文盖至东周之世乃大发达，前乎此者，皆阮元所谓寡其辞、协其音者也。（见《研经室集·文言说》。）然此非即诗歌，乃今时歌谣之类耳。诗歌源于谣辞，必随音乐而变，如后世外国音乐输入而有词曲。若中国今日之所谓新诗，则其性质与昔之所谓诗者，初非同物也。
（十二）古代科学与哲学不分，哲学与宗教又不分，故最古之学术思想，率存于宗教之中。古者大学与明堂合一。明堂者，物质文明简陋之世，一国之内，只有讲究之房屋一所。君主居之、百官办理政事于是，祭祀祖宗亦于是，讲学取士亦于是。故既为宫殿，亦为朝廷，又为宗庙，又为学校。其后诸事皆分析别立，然仍为宗教之府。而古之所谓学校者亦即在是。其所谓学，则宗教与哲学及纯理之科学，今散见于先秦诸子中。哲学科学之说皆出于此，学虽高深而无实用。故古无云肄业学校学得何种学识技能，出而任事者。实际应用之知识技能，皆得之于宦。宦者，实习于某机关，学与仕为对称，任事者为仕，学习者为学，一种行政机关发达而成一种专门学术，则《汉书·艺文志》所谓九流之学，出于王官者也。九流之学，各有所本。最陈旧者为农家，盖欲回复古共产之农业小社会，许行之说是也。次之者为道家，老子之说，主于无为，为训化，盖物质文明进步，社会组织往往随之变坏。而古代物质文明之进步，率有在上者之唱道，故老子以无为戒之。此犹戒今之中国人无慕欧化，戒西南土司无效汉人耳，不悟物质文明之终不可阻也。又次之者为墨子，墨子背周道而欲行夏政，欲回复前一时期之俭及迷信，亦势不可行。较进步者为儒家及阴阳家，儒家主通三统，谓有三种治法当更迭互用。阴阳家主五德终始，谓有五种治法当更迭互用。其见解皆较弘通，然亦不甚切于时务。最切于时务者唯有法家，以法训练其民，以求富强、事兼并，以术督责其臣，以淘汰腐败之贵族而行严肃之官僚政治，皆切合于时势者，故秦用之卒并六国也。（法术之别见《韩非子·定法篇》。）
（十三）秦始皇统一后之新局势。（1）内战乍息，民生获苏。尤其交通上限制废除，商业得以兴盛，可完成广大之分工。汉人议论每以“通关梁，一符传”为善政。此后国富总量之增加，殆非前此所能想象。（2）统一则国力强盛，便于对外，但中国在此时开始与骑寇相遇。（古代戎狄皆居于山地，与后世西南诸部族相似，此等戎狄盘踞于太行以北诸山脉中，恰为中国与蒙古高原游牧民族间之缓冲。）
（十四）封建制度之告终。（1）秦尽废封建。（2）秦亡后“诸侯之相王”。（五字见《史记·自序》。）义帝等于东周之天子，西楚霸王等于其时之霸主。其下列爵二等亦沿战国时之成例，而此二等之爵，又为汉代所沿。（3）封建之基础在下而不在上，在社会而不在政治。盖必社会尚未臻于统一之机运，然后可以各各分立。故封建之真正基础，为各区域内之自足经济。《王制》之经济计划，即系如此。自商业兴、交通便，各地方之风俗渐次相同，则分立之基础已不存在。于是每一区域之中，先自相吞并，而东周以后之大国，陆续出现，最后乃有一大国举，诸大国而悉灭之，是为秦之灭六国。诸侯之相王，及汉初之封建形势均与战国相似，为能久安，诸侯之相王仅五年而天下复归于一。汉初之异姓王亦不旋踵而亡；同姓诸王则酿成吴楚七国之乱。自是以后（A)先存空名而去其政治之实权。（汉景帝令诸侯不得自治民补吏。）(B）次分诸大国为小国，此即贾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之策，武帝用主父偃策，令诸侯王得国邑分封子弟。（C）更推行关内侯之制，有荣名及禄而无土地。（D）更进则禄亦不轻给，唐宋食租必待实封。而封建仅存空名矣。（4）历代虽尚有行封建之制者。此特不胜其自私之心，而又无有效之计划，乃行此无聊之策。即其心亦未必以为可恃也。以实际论，晋代八王之扰乱，乃由其兼任官职；明代成祖之叛逆，则由其本掌兵权。皆与封建制度无涉。同姓如此，异族则唐太宗显封功臣，而功臣终不敢受，封建更势成弩末矣，故封建制度真正之反动，实至吴楚七国亡乱而告终。
（十五）民主政治之废坠。（1）主权在民，此为自然之理。本无人敢加以否认，亦无人能加以否认。（A)至民意无具体表见之方法，反藉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等空论，以保存告朔饩羊、民治原理，是为君权之一进步。（B)更进而所谓天意者，遂与民意脱离关系矣。新莽之侈言符瑞是也。（2）民意之表见，最重者为习惯，习惯即礼也。（A)礼有守旧性，渐不切于实际，则其防闲专擅之力愈弱。（B)又列国并立之世，违礼则外遭大国之讨伐，内引起臣民之反抗，统一以后皆无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