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以血缘结合者曰氏，亦曰氏族。以地缘结合者曰部，亦曰部落。二者兼有，抑其结合之原因不明者，则曰部族。此后世史家习用之称号也。在古代则以血缘结合者称为姓，初行女系，后乃转为男系。男系支庶分封者则称为氏。其初盖姓别、氏别，各成一部，后乃有以地域结合者焉。孔子所概想之大同之世，盖农业共产之小社会。此等小社会盖多自给自足，故不甚相往来。其后人口日增，占地渐广，彼此渐相邻接，偶遇饥荒等灾祸，则掠夺等事起焉。即在平时，亦因交易渐多、日相稔熟，经济上关系日渐密切，终至并合为一社会焉。其建国之规操可考者，大抵有以武力征服之事。征服者择中央山险之地，筑城而居，是曰国人。（古“国”字专指都城言。）被征服者居于四面平夷之地，从事耕种，出赋（军用品）。税，（田租），服力役，是为野人。野人与国人，其初当有甚深之嫌恨，然书传无可考。盖其时代早，其时已成过去。其后，因通婚杂居等关系渐相混合也。征服之族，执政权者为贵族；不执政权者为平民。被征服者，盖社会学家所谓农奴之伦。然至国人、野人渐相混合，则平民、农奴并为一级而与贵族对立，成两阶级矣。又有奴隶，其初盖出于俘虏，其后本族之犯罪者亦为奴，徒执贱役而已。倚为生产主力之事，史无可征。其初当有之，盖亦因为时甚早，故其材料阙如也，此古代社会之阶级也。古正式之军队，盖皆国人充之。故后世相沿，充兵者，仍为居近国都之民。远于国都者非不能充兵，然仅如后世之乡兵，充保卫本地方之用而已。江永《群经补义》中有八条考此甚精审也。孔子所云小康之世，其所以获称为小康者，古之农业共产小社会，其内部组织本甚安和。虽有征服者居于其上，不耕而食，不织而衣，如人体之寄生虫然。然社会内部良好之组织尚未尽破坏，民生其间者，除出血汗以养活征服者外，其他尚无所苦，尚克称为准健康体也。此时社会情形之可考者：（1）大多数人皆以农为业，农则行井田之制，一夫一妇佃田百亩，以九分之一或十分之一为税，地权平均。（2）农田以外之土地，古称为山泽，皆系公有。依一定之规则人人皆得使用。（3）古代生活程度低，寻常用具人人皆能自制，非有特别技术不能者，专司其事之人，其制器仍以供公用，非以谋利。此等专司制器之人，至后来则成国家所设之工官，仍非以谋利也。（4）社会内部既系公产，自无所谓交易。小商则农民于农隙为之，得利甚少。大商则系代表本团体与他团体行交易，损益皆团体负担之。如是，农人地权平均，商人亦不能牟利，社会无甚贫甚富之弊，此其所以获称为小康也。逮此等规制日渐破坏，井田废而阡陌开，山泽之地初为有政权者所封管，后乃入于企业之私人之手，（如《史记·货殖列传》所记。）商业乃变为谋利之业，执政权者亦日益淫侈暴虐，则出小康而入于乱世矣。古代社会变迁大略如此。
（五）古所谓封建当分为二：（1）征服异部族，（A)使表示服从，（B)或更易其酋长；（2）则本族之拓殖于外者也。封国之地，盖初小而后大，其后则大者方百里。此盖当时政治上、经济上最普通之单位。至东周之世，则大国约方五百里，更大者约方千里，此等方五百里、方千里之国，盖内包方百里之政治经济单位若干，非以方五百里、方千里为一单位也。故至秦以后之世，方百里遂为县之区域，成为官治之最下级。郡县之制非始于秦，春秋战国久有之。县：（1）盖灭国而为之；（2）卿大夫之封地亦可发达而为县；（3）又有并乡聚建置者。（《史记·商君列传》。）郡本设于边荒之地，与县各别，不相统属。然：（1）郡率有兵权，以之保护县而以县之财赋供给郡，最便政权易为军权所夺，而县遂隶属于郡。（2）又郡之地稍繁荣进步，则设治亦必随之而密，因此析郡之地为县，其必附属于郡者，又势也。春秋战国时，诸国设郡多在边地，以腹地无须乎此也。秦始皇并六国，六国之民未必心服，到处须设郡镇压。故遂于全国设郡而以县隶属之。自此，郡县遂成两级之制。
（六）亚里斯多德论政制，分为（1）君主、（2）民主、（3）贵族三者。此虽不足尽后世之变，然在古代固大致如此。中国古代亦有民主政体、贵族政体之遗迹，如《周礼》所载询国危、询国迁、询立君，及周召二公共和行政是也。但无正式之民主、贵族政体，此则书缺有间，亦且古事遗佚，不见记载者多，不能决其必无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