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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类似于艺术创造的奇迹，真实的东西显现了出来。然而除了艺术创造，逻辑论证也声称其可以呈现真实，为何我们说真实是由艺术创造呈现的呢？在这里我们必须对他们所代表的两种真实进行区分，以便进一步廓清逻辑的谬误与艺术的真实。我们说艺术创造和逻辑论证分别呈现了两种真实：具体真实和抽象真实，同时这两者又对应于两种真实：审美真实与逻辑真实。相比审美真实，逻辑真实更为人们所熟知。逻辑的真实就是概念，它也是形而上学家们所普遍认可的真实。这些形而上学家们不从现实的具体事物中考察世界，相反他们试图通过逻辑推导证明由他们内心预设（同时无法从经验中直接获得）的概念是世界的普适真理。它们归纳现实事物从中总结出抽象概念，并从对概念间关系的演绎以及与现实经验的对照中逆向证明概念的普适性和真理性，这种推导真理的方法就被他们称作逻辑学。这种由内心预设的概念被经院哲学家们称作共相，它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对应于柏拉图的理念，作为理念的理念它是一切概念的根据。这些形而上学家和经院哲学家们都假设共相恒定不变，具有永恒的真理性，但却没有看到这恰恰证明了共相的抽象性和临时性，就这种抽象性和临时性来说它只是真理虚幻的影子，因为它既不在现实中实际存在也无法呈现真理。由于概念是对现实事物的概括它只能成为对现实事物的简化，对此克罗齐谈到：表现品对于概念，只是一个简单的符号或引得，表现品固然不可少，但是它究竟是什么，是这个还是那个，要看说话人的历史的与心理的情境而定。那表现品的性质是不能从那概念的性质推演出来的。文字的真正意义（逻辑的意义）并不存在，它是构成概念的人临时临境所付与它们（文字）的【14】。柏格森也曾谈到与其相似的观点，概念是通过文字表达出来的，但同时就它自身（抽象地去看）概念或共相其实是不可表现的，没有文字可以真正表现概念。文字（词语/言语）只能用来指称单个事物，对于单个的具体的事物，它才能有一个确定的含义。而当它用于一切事物时，它就丧失了确定的意义。一个概念通过扩大词语的外延以便囊阔更多的事物，恰恰减少词语的内涵——外延的扩大清除了内容，从而清除了内涵的实在特征——外延越扩大，内容越贫乏，最终，当这个词用来指一切存在的事物，它不再意指别的，而仅仅意指存在…他们这样抵达的概念，乃是无规定性内容的概念，或者说无内容的概念，这种概念什么都算不上，却被他们看作一切【15】。 相比于概念艺术创造并不抽象，它展现着具体的真实，就这种真实是具体的而言它只对应于某种特定的事物。它放弃仅仅使用言语来表现事物，而是从自身的生命出发将自身的场域扩大以便与事物融合，它在充盈的经验中体验事物并以自己特有的方式使事物显现自身。于是它不尝试用普适的、固定的方式表达所有事物，而是把握每个具体事物的本性从而精确地（由于它瞄准单个具体事物，所以这种把握可以被形容为精确的）创造出审美的真实，这种创造性能力是艺术与言语的相通之处，或者说艺术本就是一种言语，相比于已给出定义的概念（已说出的言语）它是说话（或正在说出）的言语。它是永恒的创造过程并在自身内暗含着一种无限性和未完成性。在《艺术哲学》（1802/3）中谢林提出了这个观点：逻各斯自身包含着除传达外的创造性能力，语言（逻各斯）不仅使理性通过一系列思想内容的逻辑关系得以传播，同时也是富有诗意的：语言展现了一个世界，它让我们看到，哪些“情况”与宇宙和真实是相通的。根据这一理解，逻各斯就是“上帝说话的言语”，也是“他永恒创造的活动”，并且原本处于创造性的文学语言之中。在谢林看来，科学定理只是在来源方面与之相符，但只是文学语言先前创造性阐释世界的惰性反映…谢林在《艺术哲学》中区别了“说话的言语”（考虑到它的纯粹及物性）和说出（“流淌的”或者“死亡的”）、受有限性支配的言语。他把“说话的言语”理解为作为整个真实存在的世界观的最初开启，这种真实存在必须被看做是在论题方面所表达的东西；“说出的言语”是指一个世界的具体特征。世界是指这个或者那个群体所适应了的世界，是一个同样被逻各斯阐释的世界…是真实命题的总合。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在第一种情况下这些命题会自行地阐释世界，而在第二种情况下它们只涉及前人阐释世界所赋予他们的意义。因此，这里也可以区分真理1（创造性地阐释世界，文学活动）和真理2（发现真理1的阐释活动所设定的真实存在）【16】。真理1由艺术呈现的它最初创造性地开辟了理解空间（具有在先性和原初性），在这种先前开辟的意识范围内真理2才得以延展（表现为一种后来性和第二性）。世界首先是作为审美真实的世界，通过艺术创造真理才得以开启（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海德格尔所说的真理之敞开-解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