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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逻辑真实和审美真实也并不是两个相互对立的真实，它们二者同时也相互转化。在《论意大利最古老的智慧》中维柯从词源学的角度发掘出拉丁语词间的联系并提出了这一论述：认识真实就是创造真实。维柯认为上帝-创造者具有通晓的能力，他可以创造万物在于他本身内含了事物所有的元素。汇集（拉丁语：colligere）与intelligere（通晓）都具有共同的词根legere，这个词最初的含义是采集，后来又具有阅读这个含义…正如阅读（legere）是汇集（colligit）书写的元素——语词就是由这些元素构成的——通晓（intelligere）就是汇集（colligere）事物的所有元素…人的真实则意味着人在认识事物的同时，也就将它们结合在一起，亦即创造了它们【17】。认识是对事物元素的结合，结合事物的元素的过程就是创造事物的过程，因此认识真实的过程就是创造真实的过程。同时创造的过程也伴随着认识的过程，就像古人不能创造出智能手机，因为他们不具备创造这种设备的知识(认识)，人只有在认识事物的情况下才能创造出这个事物，我们也无法创造出我们不认识的东西。 展开部 四、 清白的生成 4.1罪：责任与自由意志 正义如何作为审美真实呈现出来呢？在这里我们重提文章开头的古代悲剧话题，并尝试以审美的角度对悲剧进一步考察。正义女神有手持利剑惩罚罪恶的形象，然而罪是如何被判定的呢，人承受的罪到底是先天的还是一种后天发明呢？在本节我们对人之罪进行考察，进一步澄清本真的正义中混杂的东西。在《偶像的黄昏》“四大谬误”的结尾，尼采从混淆因果的谬误中引申出关于自由意志的幻象。尼采指出人本是清白无罪的，随着自由意志的发明人才开始被判定为有罪的。自由意志学说（我们在这里主要强调意志而不是自由，这里所说的自由更多意义上是一种自愿）内含着一种犹太教-基督教式的怨恨，它被发明出来单纯是神学家的一个伎俩，只在于使人类按照他们的意图承担责任。与此同时为了让它看起来更加合理，教士们还虚构出一个位于世界外部与现世对立的天国作为承载他们虚妄谎言的土地，这个天国只在思想之中而不再现实之中，它因其无法被经验证明而绝对安全（同虚无的幻象一样）。在那里有一个奖罚分明的神（Gott）将在人死之后奖赏每个现世对教会恭顺的盲从者，惩罚每个忤逆教会的反抗者。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人一旦承担了责任，就意味着他可以被判决与惩罚。如果任何一个如此这般的存在都被追溯到意志、意图和责任行为，那么，人就失去了其清白的生成的可能性：从本质上说，意志学说是为了惩罚，就是说为了发现有罪的愿望被发明的。整个古老的心理学，即意志心理学的前提是：它的创立者即处于社会上层的僧侣试图为自己谋取一种实施惩罚的权利——或者说，为上帝谋取此项权利……为了能够被判决、被惩罚——为了能够成为有罪的，人被设想为“自由的”：因此，每一个行为必须被设想为自愿的，每一个行为的策源地必须被设想为存在于意识中（——心理学中这种最基本的伪币制造藉此被奉为心理学原理本身……）。这种意志学说的发明被当作道德的法则，玷污了生成的清白，实际上没有人对下述事实负责：他竟然存在于此，他具有如此这般的性质，他存在于这种境况、这种环境中。其生存的厄运不能脱离古往今来的一切事物的厄运。他不是一个本己的意图、一个意志、一个目的的结果，不是用以实现一种“人的理想”、一种“幸福理想”或一种“道德理想”的试验品，——想把他的本性转嫁到任何一种目的之上是极为荒谬的。我们发明了“目的”概念：实际上没有目的……人是必然的，人是命运的一部分，人从属于整体，人在整体之中，——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判决、衡量、比较和谴责我们的存在，因为这意味着判决、衡量、比较和谴责整体……而在整体之外别无它物！——没有人再被要求承担责任，存在的方式不应被追溯到一个第一因（causaprima），世界既不是一个意识统一体，也不是一个“精神”统一体，这才是伟大的解放……这样，生成的清白才能得以恢复……迄今为止，“上帝”概念是对生存的最大抗议……我们否认上帝，我们否认源于上帝的责任：这样我们才能拯救世界。——【18】 4.2清白：罪与责 一种拯救世界的正义!首先在于否认强加于人的罪责，恢复清白的生成，而我们又应如何理解尼采所说的“清白的生成”呢？在本节我们尝试回溯到现代性-基督教（就本文来说现代性就是意指基督教的）精神之前的古希腊精神生活中，来讨论无罪的人的清白。作为（从中世纪就已开始的）现代性的肇始，自由意志的提出一方面将“罪”的概念引入人类全体，使每个个体从此都背负原罪而不再清白，另一方面把人类从世界/命运整体中分离出去，并把两者对立起来。这种分离所带来的深刻分歧也暗含在古今悲剧艺术之中，在《非此即彼》上卷一篇论述悲剧的文本中，克尔凯郭从两者的差异出发展开了论述。首先克尔凯郭尔提出“辜”（丹麦语：Skylden，“辜”可以直译为“罪的责任”，同时在字义中有着“亏欠”、“归罪于、归功于”的意义）的概念，它是审美意义上的而不是伦理意义上的。随后他指出从类型上说整个现代不存在真正的悲剧性而是朝“喜剧性的”方向发展的。现代性社会通过努力克服隔离的状况恰恰证明了其被隔离的事实，这种隔离表现在诸多方面：人与家庭和宗族（也就是我国传统的世系及祖宗文化）的隔离，个体与社会整体的隔离，个体与更深层那历史性的，那从太古延续下来的不可见的内在精神纽带的隔离，人与世界的隔离。个体从曾经束缚他们（实则庇护他们）的各种纽带中挣脱出来，获得名为自由的胜利，却使现代相比古希腊远为沉郁和绝望。当被隔绝的个体想要在世界上确立自己的存在时，属于现代的喜剧性就发生了：主体性要表明自己是作为单纯的形式在起作用。每一个被隔绝的个体人格总是因为他想要在发展的必然性面前确立起自己的偶然性而变得滑稽。去让一个偶然的个体获得那普遍的理念、去想要成为整个世界的解放者，毋庸置疑，这包容了最深刻的喜剧性【19】。当诸神看到凡人徒劳地为必死的暂时的生存而争名逐利时，他们便发出了戏谑的笑声：相对性的个体试图证明自己的绝对性，偶然的东西要证明唯独自己是必然的，有比这更滑稽的吗？这种姿态使现代性成为喜剧性，与喜剧性的“笑”相对应，现代悲剧更多的是“痛苦”而不是“悲哀”，它是个体痛苦与绝望的表达（因为无疑这种斗争/证明通常带来的是失败），由于现代性的个体是反思的个体，所以被隔绝的个体不仅因其偶然的、相对的存在感到痛苦，它还更多地因反思而愈加痛苦，在反思中封闭个体越意识到自身被隔绝的、孤独的事实，就越陷入更加痛苦的绝望之中。 |
